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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财政局


北京市财政局关于印发《北京市国有企业财务监督管理实施办法》的通知
北京市财政局



市属各企业总公司（局、办、集团公司）、各区（县）财政局：
为全面贯彻、落实北京市人民政府转发的国务院批转财政部《关于加强国有企业财务监督意见的通知》，规范企业财务自主权，促进企业依法理财，维护国有权益，现将《北京市国有企业财务监督管理实施办法》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北京市国有企业财务监督管理实施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逐初建立、完善企业内部财务约束与外部财务监督相结合的企业财务监督管理体系，督促企业依法理财，维护国有权益，根据市政府转发国务院批转财政部《关于加强国有企业财务监督意见的通知》精神，结合我市实际情况，制定本实施办法。
第二条 加强企业财务监督，应按照政企职责分开、落实企业财务自主权、转换企业经营机制以及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把国家赋予企业的各项财务自主权真正落到实处。企业财务监督应采取企业内部与外部相结合办法，坚持内部财务监督为主、外部财务监督为辅的原则。
第三条 企业内部财务监督实行厂长（经理）领导下的总会计师或主管财务厂长（经理）负责制，具体事项由财务部门直接负责。
第四条 各级财政机关是组织、实施企业外部财务监督的主管机关。主要职责是：
一、督促企业建立、完善和执行内部财务监督制度；
二、建立和完善必要的财务报批、备案制度；
三、向企业派驻财务监事；
四、建立厂长（经理）任期内和离任时进行必要的财务审计制度；
五、建立企业主管财务厂长（经理）资格年审制度。
第五条 本办法适用于国有企业、国有独资公司、国家出资额所占比例超过50％或实质上拥有控股权的公司制企业。

第二章 内部财务监督
第六条 企业要按照《企业财务通则》和分行业财务制度的规定，结合自身生产经营特点及管理要求，建立完整的财务核算体系，涵盖全部经济活动。同时健全内部财务管理办法和内部监督制度。
第七条 企业内部财务制度必须制定严格的审批程序，重大事项实行集体讨论，集体决策。企业财务部门、职代会以及厂长（经理）、财务负责人在财务管理上的权限要明确，年度财务计划和决算须经职代会讨论通过；公司制企业要明确董事会、股东会和监事会在财务管理上的职权，
并经董事会、股东会讨论通过。
第八条 企业应设立内部审计机构和专职审计人员，建立健全内部审计制度。其主要职责是对企业财务预算、决算和财务报告的真实性、合法性进行审查；对与财务收支有关的经济活动以及经济效益的真实性、合法性进行审查；参与制定企业内部财务制度，并监督执行；对违反国家财
经法规的行为进行审查。
第九条 企业财务会计人员应具备一定的政治、业务素质，忠于职守，依法理财，除认真行使监督职权外，还应廉洁自律，接受有关部门的监督。
企业厂长（经理）应支持企业财务、会计人员认真执行会计法，正确行使财务监督职能，不得随意任免企业财务、会计人员。
会计人员忠于职守、坚持原则、受到错误处理的，行业主管部门应责成会计人员所在单位及时予以纠正；对玩忽职守、丧失原则、不宜担任会计工作的，应责成所在单位及时予以撤换。
第十条 主管财政机关要对企业内部财务管理办法和内部监督制度建立、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新成立、改组的企业，凡符合第五条规定的，应在办理工商登记之日起三个月内，将内部财务管理办法和内部监督制度报主管财政机关备案。

第三章 消费性资金监督
第十一条 企业消费性资金主要包括工资、职工福利费、业务招待费、差旅费、会议费、住房周转金以及建造职工活动中心、宾馆、招待所等非生产性设施占用的资金。
第十二条 企业应正确处理积累和消费、生产和生活的比例关系，统筹兼顾，科学合理地制定企业年度消费资金计划及分项计划，报职代会和董事会审批。
第十三条 企业应按照现行工资分配办法的有关规定和主管劳动、财政部门核定的比例正确计提、列支工资，未经批准不得多提新增效益工资，不得以各种形式乱发工资、奖金和实物。
第十四条 企业要按规定提取职工福利费，列支业务招待费，严格控制差旅费、会议费、住房周转金在费用中的列支数额。厂长（经理）要定期将上述费用使用情况向职代会报告，接受企业职工的监督。
第十五条 企业要从严控制修建职工活动中心、招待所、办公楼等非生产性支出。对与上述非生产性设施、设备有关的财务事项，须按规定报主管财政机关审批。
企业进行调整结构，将原有车间、办公楼改造为对外营业的宾馆、饭店，事先应将有关规划、资金预算报行业主管部门或资产授权经营公司批准。
第十六条 企业购置小轿车、移动电话，要与企业生产规模、盈利水平和实际需要相适应，亏损企业、欠交税费企业，以及欠发职工工资和医药费的企业，严禁购买小轿车。

第四章 对外投资监督
第十七条 企业对外投资必须进行严格的可行性研究，并坚持经理办公会或董事会集体讨论，集体决策。投资项目情况和决策程序应向职代会通报。
未经法定程序决策、潜在风险较大的重大投资项目，超过净资产总额50％、技改资金不足以及预期收益水平低于银行同期存款利率的对外投资项目，行业主管部门或授权经营公司有权中止签约。
第十八条 企业要在不超过上年末净资产总额的50％比例范围内，结合生产、技改、生活资金需求等方面情况，合理确定对外投资规模。
企业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的50％以上安排的对外投资项目，包括合资、参股、联营等投资行为，必须经过行业主管部门或授权经营公司审核，并报主管财政机关批准。未经批准企业财务部门有权拒绝办理资产、资金的转移、拨付手续，行业主管部门或授权经营公司、主管财政机关有权
中止签约。
第十九条 企业境外投资，必须坚持谨慎原则，严格按照市财政局、市对外经济贸易管理委员会、市国有资产管理局转发财政部《关于境外投资财务管理暂行办法》的有关规定，履行必要的审批程序，并经主管财政机关批准后执行。
第二十条 企业应在预期收益水平高于银行同期存款利率的前提下，安排对外投资项目。对以前年度安排的连续三年达不到预期收益水平或低于银行同期存款利率的投资项目，要制定清理计划，逐步收回投资。
对实际收益水平低于银行同期存款利率以及应收不收、长期体外循环的对外投资项目，主管财政机关、行业主管部门或授权经营公司有权责令企业限期收取投资收益或中止投资协议。
第二十一条 企业对外投资应逐步采用权益法核算，并严格按照有关规定，进行投资损失的认定、处理。对认定的投资损失，主要决策者必须向职代会或经理办公会、董事会提交书面材料，查明原因，分清责任，提出处理意见，报行业主管部门或授权经营公司审查，主管财政机关备案
。

第五章 资产处置监督
第二十二条 企业进行公司制、股份制改造，以及合资、合作、兴办企业等经济活动，应坚持经理会或董事会集体讨论、集体决策。企业资产须经具有资产评估资格的机构进行评估，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确认，并以此做为资产处置的底价。对低于底价处置的资产，需报主管财政、国有资
产管理部门批准。未经批准，企业财务部门不得办理有关资产、资金的转移拨付手续。
企业发生资产转让、拍卖、整体出售等经济活动，应报行业主管部门或授权经营公司审查同意，并坚持先评估后处置。
第二十三条 企业发生的资产损失，应区别不同情况进行处理。
一、固定资产、流动资产盘亏、毁损数额全年累计在10万元以下（含10万元）的，由行业主管部门或授权经营公司审批；超过10万元以上的，由行业主管部门或授权经营公司审查，报主管财政、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审批。未经批准，企业不得进行财务处理。
企业资产审批权限，财政部门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二、企业坏帐损失的处理，必须严格按照国家和财政部门的有关规定执行。对债务人临时财务状况恶化或由于经济秩序混乱，互相拖欠造成的三年以上的应收帐款，要制定催收计划，按期追回，不得擅自作为坏帐损失核销。
三、对企业擅自核销的应收帐款，行业主管部门或授权经营公司、主管财政机关有权纠正。
第二十四条 加强对企业资产处置报批程序的监督。
一、对未经批准、自行决定的产权变动、资产转移活动，以及未经批准、以低于评估底价出售、转让、拍卖等经济活动，行业主管部门或授权经营公司、主管财政机关、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有权中止执行。
对发生产权变动、资产转移的，主管财政机关要督促企业及时进行财务处理。企业应于发生产权变动、资产转移的次月，将有关资产的变化情况报行业主管部门或授权经营公司和主管财政机关备案，在年度财务状况说明书中加以说明。
二、对未经批准，自行处理或者擅自核销盈余公积、资本公积、实收资本的，主管财政机关、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有权要求企业限期调整有关帐目。
第二十五条 企业在社会经济活动中为其他企业单位进行担保，必须坚持自愿原则，并严格审查被担保单位的偿债能力与信用程度。
一、企业担保金额不得超过净资产总额的50％，超过净资产50％以上安排的对外担保，必须经过行业主管部门或授权经营公司批准，并报主管财政机关备案。
二、企业在不超过净资产50％比例范围内，安排的数额较大以及为行业外企业提供的贷款担保项目，需报行业主管部门或授权经营公司备案。为境外企业提供贷款担保的，需经行业主管部门或授权经营公司审查同意，主管财政机关批准。
三、企业对外担保发生损失，暂作为其他应收款处理，并制定催收计划，督促被担保单位赔偿损失。对确实无法追回的担保损失，可比照坏帐损失的审批程序进行处理。

第六章 关联企业往来监督
第二十六条 企业与关联企业之间进行原材料供应、商品销售活动时，应当按照独立企业之间的业务往来收取或支付价款、费用，不得自行提高原料进价，压低商品售价。对不按照独立企业之间的业务往来收取或支付价款、费用，减少应纳税收入或所得额的企业，行业主管部门授权经
营公司、主管财政机关有权要求企业调整帐务，主管税务机关依法进行纳税调整。
第二十七条 企业与关联企业之间的资金占用，要坚持有偿使用原则，资金占用费率不得低于银行同期个人存款利率，并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的规定设定担保。
第二十八条 关联企业独立开展经营活动过程中取得的经营收入，发生的成本费用支出，原则上要独立核算，自负盈亏。企业对关联企业的经营状况、财务成果要建立必要的报表报告制度。

第七章 资金使用监督
第二十九条 生产经营资金主要用于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企业提取的折旧和列支的技术开发费，应主要用于技术改造项目以及新产品开发、研制等方面，不得用于非生产性支出。对自行将技术开发费用于非生产性支出的企业，应限期调整，同时取消享受财政部、国家税务局财工
字（1996）41号《关于促进企业技术进步有关财务税收问题的通知》中的税收优惠政策资格。
第三十条 企业必须在满足生产经营资金需要的基础上进行固定资产投资，并严格按照国家规定足额安排铺底生产经营资金。
第三十一条 企业要按照流动资金、固定资产、对外投资、生活福利等类别，按期编制资金预算，做为企业调度和管理资金的主要依据，并将企业资金使用计划报行业主管部门或授权经营公司备案。
第三十二条 有条件的企业要逐步建立资金结算中心，统一筹集、分配、使用、管理、监督资金活动。

第八章 成本费用监督
第三十三条 企业应结合实际，确定成本费用项目和成本计算方法，建立成本、费用、工资等一系列内部控制制度。
第三十四条 企业应严格按照国家规定的成本开支范围、费用开支标准，以及内部成本费用管理制度规定，从严控制成本费用支出、准确核算成本费用，严禁少计少摊成本或乱挤乱进成本。行业主管部门或授权经营公司要对企业成本费用管理制度的执行情况，以及成本费用计划的落实
情况进行重点检查和监控。
第三十五条 企业要加强对跨期摊提费用的监督。预提费用要确定项目和标准，并于年初报行业主管部门授权经营公司汇总后转报同级财政部门备案。预提费用不允许跨年度使用，特殊情况需要保留余额的，要在年度财务报告中予以说明。待摊费用的摊销期限不得超过十二个月。
企业确需转入递延资产的有关费用，必须按财务制度规定的项目列示，事先将新增项目的名称、金额、分期摊销计划报同级财政部门批准。
第三十六条 企业要加强对各类在建工程项目的检查、监督。在建工程已经交付完工的，必须及时验收并办理竣工决算手续，及时增加固定资产数额。已经交付使用的固定资产，还未办理竣工验收决算手续的，要按估价转入在用固定资产，并按规定计提折旧，工程借款利息计入当期财
务费用。
第三十七条 企业应严格按照《企业财务通则》及行业财务制度规定，正确核算成本、费用，如实反映经营成果，不得形成新的潜亏。对现有潜亏、挂帐进行清理，经有关部门确认后按规定及时消化，不得长期挂帐。

第九章 利润分配监督
第三十八条 企业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的规定，依法纳税。主管财政机关要监督企业五年内未弥补完的亏损，须由企业税后利润进行弥补。
第三十九条 主管财政机关要监督企业按下列顺序分配税后利润：
一、弥补五年内未弥补完的企业亏损；
二、按规定的比例补充企业流动资本；
三、提取盈余公积金、公益金；
四、按规定上缴国有资产收益；
五、支付其它投资者（股东）利润。
第四十条 主管财政机关要监督企业盈余公积金和公益金的使用，确保企业所有者权益不减少。

第十章 财务报告监督
第四十一条 企业应按照全面、真实、准确、及时的原则，编制年度财务报告。有关重大事项，必须在财务状况说明书中予以披露。
第四十二条 企业的财务报告，要依法实行企业年度会计报表审计制度，国有大中型企业必须实行由注册会计师检查验证，具体由主管财政机关按企业大小分批组织实施。
第四十三条 各会计师事务所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的要求，独立、客观、公正地进行审计，对企业消费性资金、对外投资、资产处置、关联企业往来、成本费用、利润分配等执行情况进行重点审计，依法出具审计报告和管理建议书。

第十一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四条 对违反《企业财务通则》和分行业财务制度的企业，主管财政机关要按照市政府转发《国务院关于违反财政法规处罚的暂行规定》〔京政发（1987）78号〕，追究企业和主要负责人的责任。
第四十五条 对企业负责人、企业财务主管在企业财务管理和监督过程中构成犯罪行为的，提请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二章 附 则
第四十六条 主管财政机关要依据《国有企业财产监管条例》向企业派出监事，会同监事会中其它监事开展监督工作，严格履行监事职责。
第四十七条 主管财务机关要督促企业全面执行国家的财政、财务政策，引导企业正确运用国家赋予企业的各项财务自主权，利用企业提供的月份、季度、年度财务报表资料，跟踪企业资金运动和资产使用过程，全面加强企业日常财务监督。
第四十八条 本办法由市财政局负责解释。
第四十九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行。




1997年10月20日
　　　　　　　　　　　　“失败的遗产”之宪政悖论解读
　　　　　　　　　　　　　　　　——国家建构视野下的清末民初地方自治

　　摘要: 从国家建构的视角出发，可对清末民初地方自治这一“失败的遗产”中官治色彩浓厚、联省自治的宪政诉求等现象有一个相对妥帖的理解。清末民初地方主义与国家建构之间冲突与调适，构成了清末民初地方自治风潮无法克服的内在悖论，也说明一个现代国家体制的建立，才是地方治理优化、地方公民权利保护的坚实基础。清末民初地方自治，更准确的说是一种“军绅”的自治，而非人民的自治，一方面对现实社会尤其是广大农村触动有限，另一方面军绅阶层由于自身的缺陷也很难承担起地方自治的兴办之务乃至“建国”洪业。
关键词: 地方自治；地方主义；国家建构 ；军绅体制



一 、问题的提出： “失败的遗产”之宪政悖论
地方自治，简而言之，即是依据分权原理设计的相对于中央集权的、由地方上的民众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治理的一种地方治理模式，在时下惯常的学术理解中也被认为是宪政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发轫于清末民初的地方自治风潮，由于其时地方自治被认为是清末立宪的首要任务，加上民初沸沸扬扬的联省自治政治实践，更是得到了包括法学界、史学界、政治学界等多个领域学者的关注，相关研究成果也颇为丰硕。

就法学界而言，汪太贤的《从治民到民治：清末地方自治思潮的萌生与变迁》一书从宪政思想史的角度勾勒了从鸦片战争前夕传教士介绍地方自治相关学理、早期士大夫对于国外地方自治的介绍、清末朝野关于地方自治的认识与讨论这样一个清末地方自治风潮的萌生、变迁历程，并将这一变迁历程概括为“从治民到民治”的转变[1]；朱国斌的《近代中国地方自治重述与检讨》从宪政制度史沿革的角度，系统梳理了从清末到民国地方自治相关的宪政实践[2]；二者堪为法学界对于该问题在研究视角上颇具代表性的作品。而在史学界，这方面的研究则更为丰硕和深入，如马小泉从国家与社会的视角分析了清末地方自治与宪政改革的关系，章开沅在评述张謇在清末政治风潮中的作用时也专章考察了张謇在清末南通地方自治中的作用，朱英则分析了近代商人在清末地方自治风潮中的角色[3]；我国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组织的关于中国现代化区域研究的相关著述，同样对清末民初的地方自治进行了非常详实的个案考察。[4]

但诚如张鸣在评论何文辉专门论述民国时期联省自治风潮中湖南省宪的专著《历史拐点的记忆——一九二○年代的湖南自治运动》中所指出的那样，“尽管联省自治的设想不无见地，而且热衷于此道的军阀，诸如陈炯明和赵恒惕诸公也不乏保境安民和制度变革的良好愿望，但是，他们的实践，却一直被人诟病”；而且，“很不巧的是，由于这个实践，在历史顺序上紧接后来的国民革命，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首先是要扫平当年的叛军据点惠州，而自治的湖南，又是北伐的第一块绊脚石，因此，在革命话语中，两位都不折不扣地成了反面教材，堕入万劫不复的历史深渊”，也正因为如此，张鸣的这篇书评才命名为“失败的自治与必须正视的难题”。[5]

也就是说，在时下的宪政史叙述中，清末民初的地方自治尽管被寄予了很高的地位，相关研究也不绝于缕；但这种地方自治的宪政实践却无疑被认为是一种“失败的遗产”，当然这种“失败的遗产”也并非全无意义，至少可以作为发思古之幽情的一种寄托。而分析到这种地方自治的失败原因时，则多归咎于其时统治阶层如清廷的缺乏诚意，一个显著例证即是清廷虽然号称模仿日本的地方自治，但清廷统治阶级实力过于强大、地方自治缺少空间、清廷主导的“官治”色彩极为浓厚，而且将地方自治视为实行宪政之基础、凝聚民力的救国途径的制宪目的也被认为是具有严重政治不正确的宪政工具主义色彩，可颇具讽刺意味的，日本当时的宪政体制被称为是“大权政体”，以天皇为首的统治阶级之统治力量与政治权威远非慈禧、光绪辞世后四分五裂的清廷官场可比，日本的地方自治正是在废藩致县、统一财政等集权措施奠定政治、财政基础后才有计划、分步骤的实行的。

而且，民国初年关于联省自治、省宪的宪政论争和实践从头到尾都充满争议，如陈独秀就直接斥其为“联督割据”。客观的讲，无论是陈炯明、还是赵恒锡，其倡言联省自治，虽然确有在军阀混战的格局中乱世求存的目的，但也未尝没有保境安民、先治理好局部地方的想法，甚至其治下的地区，和其时民不聊生的大格局相比还多少有相对安宁的一面。而上述地方自治的倡言者，虽有割据之实，但绝无分裂国家的念头，缘何其政治努力失败，其本人又被打入历史洪流的万丈深渊呢？

或许，面对清末民初地方自治这一所谓“失败的遗产”之宪政悖论，我们还需要以一种新的视角加以审视，从百年中国政治、历史变迁的大视野中去审视宪政变迁，而非将其仅仅视为一种简单的地方治理模式视野或者集体权利保护方略；这种视角，就是国家建构的视角。接下来，笔者就从国家建构的视角出发，对清末民初地方自治这一“失败的遗产”中官制色彩过浓、地方自治作为宪政之基等以今日之地方制度、权利保护视角无法解释的现象加以解读，并以清末以来地方主义的滥觞、军绅阶层的兴起等为例，分析关诸清末民初地方自治之“何种地方、谁之自治”之政治实质的问题，进而探求清末民初地方自治成为“失败的遗产”之原因所在。

二、国家建构：理解清末民初地方自治的新视角

国家建构，或者说“建国”(state building)，，在西方政治发展史的叙述中，主要指的从传统国家(traditional country)到现代民族国家(modern nation state)的一种转变。在福山的同名著作中，国家建构被界定为“在强化现有的国家制度的同时新建一批国家政府制度”[6]，如果说福山的这种界定主要面对的是现代国家建立之后的一种完善与巩固（也由此可说明国家建构并非毕其功于一役的运动战，而是得时刻准备应对新的制度挑战的持久战）的话；那么，在政治发展史的语境中，国家建构这一概念的解释力实际上才得到了更大的发挥。

清末立宪中的颁布立宪性文件、设立资政院、咨议局、办理地方自治等措施，实际上也是中国从一个古老的王朝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的国家建构之路的开端。清末的统治阶层包括一直被后人所诟病的满洲亲贵中也颇有有识之士看到了民族国家兴起这一现代国家发展趋势。在1908年考察宪政大臣达寿就考察日本宪政情形所上的奏折中就这样写到：“今天下一国际竞争之天下也。国际竞争者，非甲国之君与乙国之君竞争，实甲国之民与乙国之民竞争也。故凡欲立国于现世界之上者，非先厚其国民之竞争力不可……立宪政体者，所以厚国民之竞争力，使国家能进而行帝国主义者也。”如达寿所言，秦皇汉武、甘英房杜式的良君贤相式“文治武功”在古代可行，在晚清却已失效，即是因为晚清中国所面临的世界格局，早不是几千年中国王朝变迁中所想象的天朝与四夷的格局，而是国家主义竞争的世界格局，即“外有国际竞争之剧烈、知非立宪而谋国民之发达、则不足以图存盖大势所趋，终难久抗”[7] 〔所以，清末的宪政运动，很大程度上还承载着另外一个使命，国家建构，即从原来的王朝国家转变为现代民族国家。

更进一步讲，“从晚清到民国，中国的政治、知识精英，一直在对中国的国家建设进行持续不懈的求索和努力，而且他们对此也有着清醒的自觉”[8] ，也就是说，二十世纪中国宪政史中所面临的一个中心主题，即是“建国”，虽然我们常常因此而认为近代中国宪政运动是背离了宪政“限政”之初衷，但其实在西方政治发展和法政学说长河中，“建国”又何尝不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主题？因此，如果我们从国家建构（“建国”）这一视野出发，或许就会对清末民初地方自治风潮中看似不可理解的一些宪政悖论有着更为妥帖的理解。

在清末地方自治风潮中，尽管朝野上下对地方的理解不无差异，但多将地方自治视为凝聚民力、塑造政治认同，加强国家竞争力的一种有效手段，也进而将地方自治视为实现宪政的首要任务。如出使各国考察政治大臣载泽等奏“在英考察大概情形暨赴法日期折”时就指出，“至其一国精神所在，虽在海军之强盛，商业之经营，而其特色实在于地方自治之完备……以地方之人，行地方之事，故条规严密，而民不嫌苛，以地方之财，供地方之用，故征敛繁多，而民不生怨”[9]，即认为西方国力强盛的真正原因并不仅仅在于军事、商业等因素，而和其地方自治制度能熟悉民情、积聚民力有关。工部左侍郎、江苏学政唐景崇在《奏请预备立宪大要四条折》中也提出，“一曰地方自治政策，所以培成立宪基础，乃今日最宜注重者也。查东西各国商业之发达、制造之精巧，……无不秩然有序，进步文明，何哉，唯其民间富于地方自治力尔” [10]，即通过实行地方自治，可以充分挖掘民力，也正因为如此，“我皇太后、皇上仿行宪政，亦必以地方自治为根基”[11]。如果说上述将地方自治视为凝聚民力进而增加国际竞争力的言论是因为官员所奏而有“屁股决定脑袋”的嫌疑的话，那么其时士人们对于地方自治又是如何理解的呢？早在戊戌维新之时，严复、谭嗣同、梁启超等人就将行地方自治作为开民智、鼓民力、新民德的独特途径，即“就天下万国比较之，大抵其地方自治之力愈厚者，则其国基愈巩固，而民愈文明”；[12]而到了1900年代之后，随着中国救亡图存局势呼声的高涨，地方自治作为救亡之道更是由早先维新论者的率先倡导演变为社会各界的强烈呼吁；一时间，倡言地方自治、译介西方地方自治相关学理、制度成为其时报刊出版物的热中之热。例如，当时的士人们尽管将兴办实业、发展教育、地方自治均视为增强国力的重要手段，但在这三者之中，地方自治却被认为是实业强国或教育强国的基础，[13]如论者认为，“吾民族欲发达其实业，而持中国人之中国一语，为保国保种之目的者，非亟亟趋向于地方自治之规模而进行不可。地方自治者，为今日世界立国之基础。地方自治制最完全者，实业必最隆起，其国力必最强盛”[14]，而教育尽管同样为强国之本，但普及教育所需要的人员、经费等要素则同样需依赖于地方自治，因此，“盖救今日之中国，无论不能实行，如变法、如维新、如复海军、如兴学校，盖已成为泡影之即行之，亦常有不及之势矣。然则舍地方自治之外，诚何以哉？” [15]

因此，认为中国之弱在于无立宪，立宪难成因为民智未开，民智未开所以需要教化，教化的方式是通过地方自治办新学即所谓塑造国民，地方自治还可起到沟通中央与地方、国家与社会的作用等观点，堪为当时朝野共识。上述观点，在我们今天看来，可能背离了地方自治作为中央与地方分权之宪政原理的初衷，甚至有明显的宪政工具主义的色彩，同时也是作为一种地方治理制度的地方自治之不能承受之重；但是，如果考虑到当时之所以对于地方自治寄予如此厚望，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面临的救亡图存之现实格局，就或许对先哲们的思考有一同情的理解，而非一味责备其思考宪政学说引介和宪政制度设计的功用取向。更为重要的是，其时中国宪政变迁的核心任务，实际上就是实现从古老的王朝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变，即国家建构；清末立宪，正是通过宪政性文件的宣示、地方治理制度的变革、平满汉畛域等一系列宪政举措来塑造共同的政治认同、整合国家力量，进而在激烈的国际竞争格局中立于不败之地。因此，通过地方自治来凝聚民力，进而增强国家竞争力，可以说是当时帝国主义竞争国际大背景下一种再正常不过的想法，而且也是民族国家这种新兴的国家权力组织体制相比于王朝国家之竞争力优势所在。

另外，我们今天所诟病的清末地方自治失败的最主要原因即是官治色彩过浓，但现代民族国家与古典王朝国家相比，一个显著特点即是现代民族国家“是统治的一系列制度模式，它对业已划定边界（国界）的领土实施行政垄断，它的统治靠法律以及对内外部暴力工具的直接控制而得以维护”[16]，即现代国家和古典王朝国家相比，本身就具有权力的垄断性和集权性，建立现代国家，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正是改变原来那种天高皇帝远的松散治理格局。诚如汪晖所指出的，“早期王朝的统一性承认各民族和各地域的多重政治结构和文化认同，而清末以降的国家建设则致力于将多重社会体制纳入一个相对单一的政治构架”，即实现整个国家的政治整合……从现代化的角度来讲，这既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进步，因为没有一个权力集中的国家就无法实践工业化的目标，也无法抗拒殖民主义和外来侵略，形成社会的自主性……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晚清政治改革包含了分权改革与地方自治的因素，但这一分权和地方自治是以制度的统一性和主权的单一性为前提的，从而有别于帝国时代的制度与法律多元主义”[17]。所以，地方自治，并不意味着绝对的分权，而是必须承认制度的统一性和主权的单一性，也必须符合其时“国家建构”的整体方案和目标，而既然是“国家建构”，自然得有统一的领导机关，在当时，这个领导机关就是清廷；而且清廷无论是对于地方自治先在局部地区进行地方试验、然后再推之全国的整体计划安排，以及府、县、乡地方自治兴办的具体举措，都有较为详备的安排和周期。另外，我们从当时筹办地方自治的一些具体举措来分析，兴办新式学堂、设立民政机构、废除迷信、吸食鸦片等陋习，同样也是破除陋习、实现现代文明生活模式的一种举措，更是古老的中华帝国迈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因此，把清末地方自治失败的原因归咎于官治色彩过浓，一方面有失同情的理解，另外一方面也是对现代国家构建之道的缺乏了解。

实际上，清末民初的地方自治本身，即具有显明的国家建构意蕴。政学两界旨在通过地方自治实现国家统一、地方安宁之梦想，即就意味着此时的地方自治，显然并非一种单纯的地方治理制度或者权利保护模式，而是一种“建国”蓝图的体现。清末地方自治风潮中各省的所谓“自立”说，即是救亡图存大背景下对中央政府无能的失望而产生的一种模仿西方国家建国模式的政治主张，如欧榘甲的《新广东》提出，“故窥现今之大势，莫如各省先行自图自立，有一省为倡，有一省为之倡，则其余各省，争相发愤，不能不图自立。各省既图自立，彼不能自立之省，必归并于能自立之省。省省自立，然后公议建立中国全部总政府于各省政府之上，如日耳曼联邦、合众国联邦之例，即谓权中国自立可也”，[18]〔这种“自立”，自然并非真正的“独立”，而是在“泛言中国，各存观望而无实志”的现实境遇下的“一省自立即为中国自立”；其他如新湖南、新浙江等主张，皆莫不如是。民国时期沸沸扬扬的联省自治风潮，实际上同样也是当时基于外有列强环伺机、内有军阀割据的政治环境下一省先行自治，然后再通过联邦制来实现国家真正统一的一种“建国”方略；1916年袁世凯称帝失败病亡之后，广大人民原以为民主共和制度会得以恢复，结果情况反而更为糟糕，由于此时统治中国的北洋系丧失了一个公认的政治权威而四分五裂，中国陷入了军阀混战的格局,学者们在饱受军阀混战痛苦之余,看到国内没有一支力量足以统一全国,便提出了通过联省自治,实行联邦制,实现国家统一的设想。[19]例如，当时亲自担任湖南省宪法起草委员会主席、湖南省政务院院长，负责起草湖南省宪的著名史学家、政治学家李剑农，其关于联省自治的代表论述题名即为《民国统一问题》（三篇）[20]，李氏认为，“民国统一的进行程序，以制定联邦宪法为起点、以废去督军为止境；逆说为欲废督必先裁兵、欲裁兵必先统一、欲统一必先确定联邦制”。虽然当时废督口号喊得很凶，但如不真正裁军废督只能流于形式，而要裁军，退伍士兵的安置便成为一大民生难题，所以“除了承认各省一部分的自治权使各省人士保留相当的自治活动”（即采取联邦制），中国要想真正统一、达到裁兵废督不过是一个梦想罢了”[21]。也即是说，地方自治权的保留，依赖于联邦制的国家结构形式塑造，而国家真正统一的实现，又是通过地方先行自治，然后各省联合的方式，正因为如此，此时的地方自治，显然并非一种简单的地方治理制度或者权利保护模式，而是实现国家统一的一种政治方略，进而具有显明的国家建构意蕴。

上文从国家建构的视角出发，分析了清末民初地方自治中的地方自治被视为宪政之基的宪政工具主义、清末地方自治的官治色彩、民国联省自治本身的“建国”意蕴等问题，以求对清末民初的地方自治有着一个更为妥帖的理解；但并未解决一个问题，即清末民初地方自治缘何最终成为“失败的遗产”？而要回答这一问题，实际上就要从其时地方自治中地方主义与国家建构的内在悖论、军绅体制这一“谁之自治”之政治实质与宿命等问题谈起，接下来，笔者就将对此进行细述。

三、 地方主义与国家建构：清末民初地方自治的内在悖论

清末民初地方自治的相关主张与实践，尤其是民初联省自治的宪政实践，本身不失为一种国家建构的方案或者蓝图，但这种方案或蓝图缘何沦为“失败的遗产”，恐怕和地方自治尤其是联省自治背后滥觞的地方主义思潮与国家建构的复杂关系有关，甚至可以说，正是这种地方主义与国家建构之间的复杂关系，构成了清末民初地方自治风潮中始终无法克服的内在悖论。

清末民初地方自治的主张与实践，充溢着直白、无忌的地方主义观念。如前文所引的欧榘甲《新广东》一文，就直言不讳的宣称：“广东者，广东人之广东也，广东人其力行，广东于是乎自立，为各省倡，为南部独立国与万国并”[22] ，且认为广东有其他省所无法比拟的人才、财力、地势、人口等优势；广东如此，其他省也自不甘人后，如新浙江、新云南、新河南等，莫不鼓吹本省优于他省之观念。可以说，这种地方主义的观念，在清末民初的宪政实践中打上了深刻的烙印，从洋务运动时期地方率先兴办实业、到戊戌维新时期各种地方学会的建立，一直到辛亥革命时期无论是康梁保皇派内部还是同盟会团体内部由于省籍意识而导致的不合与争斗[23]，一直到民初联省自治时期以“本省人办本省之事”拒绝中央政府对于省行政长官的任命，均可见这种地方主义的影响。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联省自治的重头戏浙江省宪中，把持浙江军政实权的军阀卢永祥，为了获得“本省人办本省之事”之合法性确认，自认原籍浙江，与宁波大姓卢姓家族联系，并取得族谱之资格，以符合“浙人治浙”的原则，甚至直到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掌握国民党军政大权的蒋介石，仍然为国民党内粤籍大佬们的盘根错节而烦闷不已。[24]

这种“自立”说或者“省籍意识”所体现的地方主义，尽管并非脱离中国而独立，而是先图一省自治然后联合以实现宪政，而且地方认同与国家认同很多时候并非截然对立；但在清末民初，这种过强的地方主义意识实际上确实损害到了中央权威和国家认同。而国家建构在思想文化意义上来讲，其核心就在于国家认同，尤其是考虑到清末民初中国从古典王朝到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转型之路刚刚开始国家认同尚显脆弱的历史背景，这种地方主义与国家建构之间的内在悖论就更值得玩味。

清末民初地方主义思潮之现实制度土壤，则可追溯到洪杨事变以来的中央与地方关系乱局。其时，清廷的绿营早已废弛不堪而无战力，中央财政也由于要赔偿西方侵略者而极为窘迫，因此，不得不让各省自行招募团练之兵，且一切饷源均需自行筹募，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督抚取得了独当一面的军权和足以和户部分庭抗礼的财权，再加上由于平定战事需要的非常情况必须大量破格用人，一时地方官的候任人选多出于督抚之幕府，官幕交相输传，进而黜陟之权日渐操之于督抚之手[25]正因为如此，李剑农先生将洪杨之变视为近代中国政局的转折，按其观点，“清政府地方势力在洪杨战役期中的变化,不外两点:一是地方督抚取得军事上的实权,其势渐重;二是军队由单元体化为多元体,中央失去把握之权”。洪杨之变后，具有中兴名臣之美誉的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挟平定太平天国、挽救清王朝的克里斯玛权威，掀起了近代中国的改革序幕，当时虽然中央政府设立了总理衙门、同文馆等新式机构,但具体的改革事务则多是由这些沿海省份之督抚推动的，效果也主要见于这些省份。而既然要兴办洋务，所需要的人才、经费等要素，又不得不仰仗于地方士绅，也因此增加了“地方人办地方事”之地方意识自豪感与合法性确立，及至甲午战后，中国面临前所未有的救亡图存格局、广东等地又对西方殖民主义的侵略有切身感受，对中央政府维护国家安全失望进而寄希望于地方先保全自身的地方自治、自立念头便油然而生。[26]

清末这种地方主义的滥觞与中央地方关系中地方势力坐大的所谓“外重内轻”，虽然有利于激发地方官员、士绅们兴办地方自治的热情，但毕竟有损于中央政府的权威，更谈不上国家政治资源和实力的有效整合和现代国家体制的建立。因此，清末立宪中改革中央、地方官制、地方自治等举措，正是试图通过立宪来实现建立一种集权化的现代国家体制；只是地方权力坐大已久，又有“地方自治”之宪政学理的政治正确，如何改变其时的中央地方乱局、实现现代国家的整合，便需要高超的政治智慧。正因为现代国家的权力实际上一种集权化、垄断化的权力，所以在清廷中央看来，“地方自治”一源于“中央统治权”，二为“官治之补充”，其目的则在于通过地方自治积聚民力进而增强国力以立足于帝国主义的竞争时代；同时，建立一个现代国家，也必须改变现有地方坐大、中央政令不畅的混乱格局。所以，清廷官方所公布的《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府厅州县地方自治章程》等宣示地方自治的权威宪政性文件之所以未将省作为地方自治的一级单位，除了和当时国人对于“省”在中央与地方关系中的认识颇为模糊有关，恐怕也和试图削减地方督抚之权力而不给予其“地方自治”之权力合法性不无关系[27]。实际上，在民国时期，关于“省”的自治地位同样也是争议不断，孙中山之所以在“建国大纲”中将地方自治的单位界定为县，恐怕也和这种强县弱省的“推恩”思路有关。而地方督抚们此时，已经有了地方士绅所提供的“地方自治”、“中央与地方分权”之“绝对政治正确”的西方先进宪政学理作为理论武器，清末立宪中各省所成立的咨议局，因为被认为是代表了地方民意、也是实行地方自治的当然机关，更是与督抚们互相联合而成为对抗清廷收回督抚权力的一种“合法化堡垒”。[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