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原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太原市技术市场管理条例》的决定

上一篇: 黑龙江省省长特别奖奖励办法
下一篇: 北京市企业职工失业保险规定（修正）

重庆市人民政府


重庆市人民政府令第 169 号


《重庆市政府部门行政首长问责暂行办法》已经2004年5月11日市人民政府第29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4年7月1日起施行。


市 长
二○○四年五月十三日


重庆市政府部门行政首长问责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了全面推进依法行政，防止和减少行政过错，提高行政效能和工作效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和《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政府部门行政首长问责，是指市人民政府对所属各部门行政首长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法定职责，致使其领导的机关（系统）政令不畅、秩序混乱、效能低下，损害公共利益或行政管理相对人合法权益的行为，或行政首长举止不端，在社会上造成不良影响的行为，依照本办法予以过问并追究责任的制度。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市人民政府对市政府部门行政首长（含主持工作的副职，下同）的问责。

本办法所指市政府部门包括市政府办公厅，市政府组成部门，直属机构，特设机构，市政府部门管理的机构，议事协调机构的办事机构，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市政府直属事业单位，市政府派出机构。

第四条　市政府各部门行政首长应当严格履行法律、法规规定的职责和市人民政府依法赋予的各项职责，认真完成市人民政府交办的各项工作，严格依法行政，自觉接受监督，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第五条　市政府部门行政首长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照本办法问责：

（一）效能低下，执行不力，致使政令不畅或影响市人民政府整体工作部署的：

1．无正当理由，未完成《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规定应由其承担的工作任务或未认真执行市人民政府的指示、决策和交办事项的；

2．不履行或未认真履行职责，致使市人民政府一个时期的某项重要工作未能按时完成，影响全局工作安排的。

（二）责任意识淡薄，致使公共利益或管理相对人合法权益遭受损失或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

1．在重大自然灾害、重特大事故和重大突发事件等事关国家利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危的紧急时刻，拖延懈怠、推诿塞责，未及时采取必要和可能的措施进行有效处理的；

2．组织大型群众性活动，未采取有效防范措施而发生重大责任事故的；

3．瞒报、虚报、迟报重大突发事件或重要情况、重要数据的。

（三）违反法定程序，盲目决策，造成严重不良政治影响或重大经济损失的：

1．重大建设项目发生重大失误或存在严重质量问题的；

2．随意安排使用财政资金、国有资产，造成资金浪费或国有资产流失的；

3．违法决定采取重大行政措施，导致群众大规模集访或重复上访，或引发其他社会不稳定情况的。

（四）不严格依法行政或治政不严、监督不力，造成严重不良政治影响或其他严重后果的：

1．制定的规范性文件或政策性文件与上位法或上级政策相抵触，严重损害公共利益或行政管理相对人合法权益的；

2．机关行政效率低下，工作态度生硬，服务质量差，群众反映强烈的；

3．监督管理不力，致使机关工作人员多次发生滥用职权、徇私舞弊和失职、渎职等严重违法、违纪行为的；

4．指使、授意机关工作人员弄虚作假，骗取荣誉或进行违法、违纪活动的；

5．对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违纪行为进行包庇、袒护或纵容的。

（五）在商务活动中损害政府形象或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的：

1．在招商引资活动中，违反法律、法规或国家政策规定承诺优惠政策或给予信用、经济担保的，或不守诚信，致使合同不能履行，或严重损害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的；

2．在政府采购活动中，不进行招标投标或违反市人民政府有关规定的；

3．在资金融通活动中违反国家金融法规和有关政策规定的。

（六）市政府部门行政首长本人在公开场合发表有损政府形象的言论，或行为失于检点，举止不端，有损公务员形象，在社会上造成不良影响的。

（七）市人民政府认为应当问责的其他情形。

第六条　市长发现市政府部门行政首长有本办法第五条规定情形之一，或根据下列情况，可以决定启动问责程序：

（一）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向市人民政府提出的附有相关证据材料的举报、控告；

（二）新闻媒体曝光的材料；

（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出的问责建议；

（四）司法机关或仲裁机构提出的问责建议；

（五）政府法制工作机构、政府政务督查机构、行政监察机关、审计机关提出的问责建议;

（六）工作考核结果；

（七）副市长、秘书长向市长提出的问责建议。

第七条　问责程序启动后，市长或市长委托的副市长可以责成市政府有关部门的行政首长当面汇报情况。

市长或市长委托的副市长听取情况汇报后，认为市政府部门行政首长有本办法第五条规定情形之一且事实清楚的，市长可以直接决定提交市政府常务会议讨论，研究追究责任的方式；认为需要进一步调查核实的，可责成市监察局调查核实。

第八条　市监察局根据市长的指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开展调查工作。

被调查的市政府部门行政首长在接受调查的同时，应当采取积极措施，纠正错误或者改变工作不力的局面，尽量挽回损失，减少不良影响。

第九条 市监察局调查结束，应将调查结果书面告知被调查的市政府部门行政首长，并询问其对调查事实有无异议。

第十条　市监察局应在市长规定期限内完成调查工作，报告调查结果，并按下列规定提出处理建议：

（一）市政府部门行政首长不存在本办法第五条规定情形或情节轻微的，应向市长提出终止问责的建议；

（二）市政府部门行政首长有本办法第五条规定情形之一的，应提请市长对该部门行政首长追究责任，并提出追究责任方式的建议。

第十一条 市长根据调查报告决定不予追究责任的，市监察局应将调查结论和市长决定书面告知被调查的市政府部门行政首长。

第十二条 市长根据调查报告决定按本办法第十四条规定方式追究责任的，应责成市监察局将调查结果和处理建议提交市政府常务会议讨论。

被调查的市政府部门行政首长可在常务会议上进行陈述和申辩。

第十三条 市长根据市政府常务会议讨论的情况决定追究责任的方式，由市政府办公厅书面通知被追究责任的市政府部门行政首长，并告知复核、复查申请权。

第十四条 追究责任的方式为：

（一）取消当年评优、评先资格；

（二）诫勉；

（三）通报批评；

（四）责令在市政府常务会议上作出书面检查；

（五）通过市级主要新闻媒体向社会公开道歉；

（六）停职反省；

（七）劝其引咎辞职。

前款规定的方式，可以单处或者并处。其中，作出停职反省或劝其引咎辞职决定的，应当根据干部管理权限和任免程序将决定书面报市人大常委会或有关机关备案。

第十五条　被问责的市政府部门行政首长对问责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决定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向市人民政府申请复核。特殊情况，可申请延长5个工作日。

第十六条 市长决定复核的，可根据复核申请的内容责成市监察局在7个工作日提交复核报告，也可另行组成调查组进行复查，并在20个工作日内提交复查报告。

复核、复查期间，原追究责任的决定可以中止执行。

第十七条 市长根据复核或复查报告，分别作出以下决定：

（一）原调查报告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原问责决定继续执行；

（二）原调查报告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确凿，但情节轻重有偏差的，改变追究责任的方式；

（三）原调查报告有重大错误的，终止原追究责任的决定。

第十八条 调查人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导致调查报告出现重大错误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和干部管理权限的规定给以行政处分。

第十九条 市政府部门行政首长有本办法第五条规定情形之一且该行为涉嫌违纪的，由市监察局依法处理；如该行为涉嫌犯罪的，市监察局应将案件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前款的调查情况和案件处理情况，均应向市长提出书面报告。

第二十条 受到纪检机关警告、严重警告或监察机关警告、严重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处分的市政府部门行政首长，市长仍可决定按本办法第十四条规定的方式追究其责任。

第二十一条　依照本办法对市政府部门行政首长问责后，如问责情形是由处（室）负责人或工作人员的行为所导致的，市政府部门行政首长可参照本办法对其问责；如问责情形是由分管副职的行为所导致的，应对其进行批评并提请市监察局对其问责。

分管副职、处（室）负责人或工作人员的行为涉嫌违纪的，按干部管理权限依法处理；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第二十二条　市人民政府对区县（自治县、市）人民政府行政首长的问责，参照本办法执行。

各区县（自治县、市）人民政府可以参照本办法，对本级政府部门的行政首长和乡（民族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的乡长、镇长或主任进行问责。

实行市以下垂直领导体制的市政府部门可以参照本办法，对本系统的区县（自治县、市）政府部门的行政首长进行问责。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第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所称诫勉，指市长或受市长委托的副市长根据市政府常务会议精神对被问责的市政府部门行政首长进行批评、教育，提出限期整改要求。

第二十四条 对市政府部门副职问责的具体办法，由市监察局根据本办法另行制定。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2004年7月1日起施行。


　　　　　　　　　　　　　　浅析公司瑕疵设立制度

　　　　　　　　　　　　　　　北安市人民法院刘宇
　　
所谓公司瑕疵设立，是指经公司登记机关核准登记并获营业执照而宣告成立的公司，在设立过程中，存在不符合公司法规定的条件和程序而设立公司的情形。它使公司成立后在法律上处于一种有别于正常公司的地位与状态。从理论上讲，既然法律明确规定公司设立必须符合特定的条件与程序，公司设立瑕疵本应该导致公司设立无效，并且自始否认其法律人格的存在。然而，这种消极的做法，使既已存在的公司的法人资格简单地消灭，往往会对第三人、股东及公司员工等利益相关者造成毁灭性的影响，并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对交易安全与社会经济秩序的严重破坏。这无疑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经济与社会问题。可见法律如何对待这类公司涉及诸多法律关系的稳定，为了解决这类问题，许多国家的公司法都规定了公司瑕疵设立制度。但是，不同国家的公司法对公司瑕疵设立制度的规定存在着较大差异，至少可以有下面三种： 　　（一）瑕疵设立有效。这种制度以英国、美国为代表，是指公司注册机关所颁发的设立证书具有推定《公司法》有关注册的所有要求均已得到遵守的确定性证据功能。依此，一旦公司获得设立证书，则即便公司在设立过程中存在违反公司法规定的瑕疵，没有特殊情况也就不能以此质疑甚至否定公司设立的效力，所有依法注册设立的公司皆为合法公司。　　　应该说这种瑕疵设立有效制度很好地体现了民法中公示公信原则，一个公司公告成立，领取并悬挂营业执照，这种行为无疑是在向社会公示该公司已经合法设立、依法拥有法人人格，而我们知道法律行为一经公示，便会产生相应的公信力。第三人正是基于对这种公示的信赖，才与之发生法律关系，比如债权债务关系、买卖合同关系；即便公示有瑕疵，我们也不能依此来否定公司的设立有效，否则将会威胁与公司有利害关系的人的利益，尤其是增加市场交易的成本，如果我们在和公司交易时都不再相信公示而要亲自调查它是否成立有效的话，无疑会大大增加交易的成本，当然也是不可能的。英美法系国家之所以会采取瑕疵设立有效的模式，也正是考虑到效率原则，通过对瑕疵设立的承认，来减少企业设立成本和交易成本。他们知道一个“活着的”公司的价值远远大于一个“死掉的”公司这个道理。　　　（二）瑕疵设立无效。一些大陆法系国家如德国、日本等采取这种做法。在这些国家，即便公司已经获得设立证书，但如果公司在设立过程中存在违反公司法关于设立条件与程序的规定，经股东或其他利害关系人提起无效诉讼，公司将被宣告无效，且公司自设立开始时起即不具备法律效力。然而，这种绝对否定既已设立公司的法律人格的立法态度，对交易安全及社会经济秩序构成了严重破坏。譬如，在一些案件中，被告以原告公司在行为时因存在设立瑕疵而缺乏法人格为由进行抗辩；而在另一些以公司为被告的案件中，被告则以其行为时尚未依法成立为由进行抗辩，从而实现推卸责任的目的。　然而，当一个公司被宣布无效后，到底会产生怎样的法律后果呢？是转换成合伙性质的企业，还是公司被被迫进行清算，从而避免遭受进一步的财产损失？我想这个不应该一概而论，需要根据不同情况加以规定（三）瑕疵设立可行政撤销。这种制度是说，当公司设立存在瑕疵时，可有行政机关予以撤销。我　　国新《公司法》第199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虚报注册资本、提交虚假材料或者采取其他欺骗手段隐瞒重要事实取得公司登记的，由公司登记机关责令改正，对虚假注册资本的公司，处以虚报注册资本金额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十五以下的罚款；对提交虚假材料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隐瞒重要事实的公司，处以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撤销公司登记或者吊销营业执照。”由此可见我国采取的是瑕疵设立可行政撤销制度。　　　但是新《公司法》仍未就瑕疵设立公司的人格问题或是公司设立瑕疵的法律后果作出较为完善的规定，这既有害于债权人的交易安全，也未能给予股东、董事等利害关系人权益的必要保护。我认为，我国公司立法有必要对此作出明确的规定，且我国关于公司设立瑕疵的法律后果，应当至少区分以下几种情形设计合理的瑕疵设立制度：　　　（一）实际出资达到了法定最低资本额而未达到应缴资本额的情形。在我国，为维护市场交易的安全，保障债权人的权利能够实现，规定在公司设立时，必须在公司章程中明确规定公司资本总额，并一次性发放、全部认足或募足，否则公司不得成立。这就是公司法中的法定资本制，但是请注意，法定资本制度的主要特点是资本或股份的一次发放，而不是一次缴纳股款。 所以，新《公司法》不再要求公司必须一次缴纳股款，而可以采用分期缴纳股款的方式。那么如果在规定的年限内，公司仍没有缴足股款的应该如何处理呢？难道就因为它的资本不足，就可以根据公司法对公司设立的要求宣布它的设立无效，否定它的法人人格？这和宣布一个没有钱的人不是“人”又有什么不同呢。如果我们仅仅因为一个公司的实际资本没有达到其章程所规定的资本额（达到了法定最低资本额）就去否定它的设立有效，这显然有悖于市场交易的效率原则，不利于保护与公司有利害关系的人的利益，最终也有损于公司债权人的利益。毕竟一个“活着的”公司的价值永远是大于一个“死去的”公司的。而且我国《公司法》第31条和第94条规定了公司的股东或发起人负有“资本充实责任”，尽管资本充实责任主要是针对非货币财产出资，但这种理念我觉得是完全可以转接到公司瑕疵设立制度中的。当实际出资达到了法定最低资本额而未达到应缴资本额时，就责令负有交付义务的股东或发起人缴足出资，其他股东或发起人承担连带责任。只有在仍不缴足股款的情况下，我以为才可以否定公司的法人人格，但是仅仅是让公司变为“合伙”而已，而不应该对公司进行“清算”。还是因为一个“活着的”企业的价值永远是大于一个“死去的”企业的，何况这类公司成立之初已经是满足了法定的最低出资额的，也就是说这类公司还是拥有一定的还债能力的，对债权人利益的威胁还没有强到需要牺牲公司、不顾市场效率和成本来保护他们的利益。　　　对于实际出资未达到应缴资本额，同时未达到了法定最低资本额的情形。根据企业维持的原则，还是应该首先责令其缴足股本并且其他股东或发起人承担连带责任；只有当其拒不缴足或是实在无力缴足时，才能否定它的设立有效。不过这时应该对其进行清算以保护债权人的利益，而不是认定为合伙。尽管企业的价值是大于清算的价值的，但是当企业连法定的最低注册资本额都无力缴足时，我们很难相信它的还债能力，在平衡企业利益与债权人利益时，我们应该侧重保护债权人的利益。　　　（二）出资比例结构不符合公司法规定的情形。我国新《公司法》第27条规定：“全体股东的货币出资金额不得低于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的百分之三十”。之所以会这样规定是为了保证公司资产结构的合理性和公司正常经营活动的需要，保证公司资产应有的流通性和变现性，保证公司对外负责的有效清偿能力。然而公司法就公司并没有满足这一要求而成立的法律后果的问题并没有作出任何规定。显然根据我们不能否定这类公司的法人人格，新《公司法》第199条也只是对几类严重的的情节，允许公司登记机关撤销公司登记或者吊销营业执照。那么处理这种瑕疵设立的公司，我们能不能像处理实际出资达到了法定最低资本额而未达到应缴资本额的公司一样处理呢？我想，在法理上存在一定难度。如果责令公司改变资金的比例结构，公司不外乎两种选择：一是减资，减少非货币的出资；二是增资，增加货币的出资。但无论是哪种方式都涉及到资本不变原则和公司自治原则的问题，即法律在确立了资本不变原则后，公司需要增资或者减资的都必须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进行。新《公司法》对公司增资、减资的事由和具体方式也作出了具体规定，并要求公司召开股东会或股东大会且经代表三分之二表决权的股东通过方可生效。如果行政部门责令公司改变出资比例，势必会引起一系列法律上的问题；更复杂的是，如果公司选择减资的方式，还会牵连到公司实际出资未达到应缴资本额的情况。　　　要解决处理这类瑕疵设立的公司的问题，就要先搞清我们限定出资比例的目的是什么，我们有没有必要限定出资比例。限定出资比例起初的目的是为了保证公司资产结构的合理性和公司正常经营活动的需要，保证公司资产应有的流通性和变现性，保证公司对外负责的有效清偿能力。但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金融体系的不断完善，我们发现有不少公司起初都是没有太多自己的现金，而通过抵押贷款发展壮大起来的；还有不少人即便是有钱也会向银行或是他人借款来投资创业。这也正是经济学、投资学所推崇的方式：用别人的钱去赚更多 的钱。可见，现代公司对于自有现金的依赖正在减弱，怎样的货币出资比例叫做合理也应根据不同的公司情况加以考虑。我以为，法律不应该对此太多干涉，只要该货币出资比例能够使公司有发展，那就是合理的。对于出资比例的调整实应该交由市场经济规则去调整。所以，对于这类公司，我主张行政部门应该采取放任主义，不予干涉。　　　（三）有无民事能力或限制民事能力担任股东的情形。我国法律要求公司设立发起人须具备完全民事能力，无行为能力人和限制行为能力人参与公司设立受到限制。法律所禁止的不可设立公司的自然人，当然不可以成为公司的股东。 如果发起人在公司设立过程中死亡，其“股份”被其幼子继承，或发起人失去行为能力，公司随后设立成功，这类瑕疵设立的行为的法律后果应该是怎样的呢？有学者认为应该认定继承无效，并由其他股东以合理的价格收购。他们认为发起人设立公司是基于相互间的信任关系，所以公司的设立行为具有一定的人生性。可是他们忘记了，一般情况下，公司的股份作为一项财产其价值远远大于出卖它所获得的收益。不给与其继承人继承股份的权利，这种行为本身就是对已死亡或失去行为能力的股东利益的侵害，与社会伦理道德也相违背。一个与社会伦理道德的规则是不能成为法律的，与其说私法是制定出来的，更确切地说私法是被“发现”的，它来源于业已形成的社会道德和习惯。对于这类公司，我们也不能认定其设立无效，否则便有客观定罪的嫌疑，有损社会效率和成本，损害其他有利害关系的人的利益。只要为无行为能力人或限制行为能力的股东设定一位代理人即可。　　　（四）有公务员担任股东的情形。我国《公务员法》规定，公务员不得从事从事或者参与营利性活动，不得在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中兼任职务。因此公务员自然也就自然不能成为公司的股东。起初设立这一规则是担心公务员利用职务之便为公司谋取非法利益，但是问题却在于究竟他有没有这样的权利来谋取不法利益。对于这类瑕疵设立我以为应当区分对待两种情况：　　　（1）若是该公务员所任职务有条件、有可能为公司谋利，不论该公务员是否利用职务为公司谋利，应当责令公务员出售股权或股份，对于公司则应保留其法人人格。　　　（2）若是该公务员所任职务没有条件、也不可能为公司谋利，则不应当产生任何瑕疵设立问题。其实，也就是说这种设立根本就谈不上什么瑕疵设立，是有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