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人民政府印发《关于加强外国记者来鄂采访管理的规定》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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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涉外民事诉讼管辖权的冲突，本质上是当事人之间、不同国家法院之间的利益冲突。各国解决涉外民事诉讼管辖权冲突的方式是不同的。为了进一步促进国际经济合作，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中国应对涉外民事诉讼管辖权冲突的协调方式作相应的改革、完善，以减少和防止涉外民事诉讼管辖权的冲突，更好地服务于对外开放，充分保障中外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关键词：管辖权 涉外民事诉讼 冲突协调

在全球化背景下，各国间的交往日益频繁，随之而来的社会冲突、法律纠纷、尤其是国际民商事纠纷范围不断扩大，数量与日俱增。国际民商事纠纷的妥善处理直接影响到当事人的利益，并最终影响到国际民商事交往关系的顺利进行。由于各国诉讼程序差距甚远，从而给纠纷解决带来了许多程序上的障碍。如各国在民商事纠纷的解决上能采取相同或类似的游戏规则，则可大大缓和因程序法差异而引起的法律冲突，促进纠纷解决，为国际民商事交往提供可预见的程序保障。诉讼法协调的目标主要在于，减少由不同国家法院适用不同程序法审理案件所做出的裁决不可预见性的风险。当然，要完全消除各国诉讼法的冲突是不现实的，但弱化冲突的程度，趋向协调和统一，则是一些诉讼法学者努力的目标。
一、国际民事诉讼管辖权的冲突及原因
涉外民事管辖权是指一国法院处理涉外民事案件的权利或资格。涉外民事管辖权的确定，直接涉及到维护国家主权问题，因此，正确确定涉外民事案件的管辖权，在一国的涉外民事诉讼程序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涉外民事诉讼管辖权制度不仅是我国民事诉讼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际私法领域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在我国司法制度改革以及国际私法统一化运动的浪潮中，它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和洗礼。新的司法理念、诉讼价值以及新的国际私法制度无不深刻地改变和重塑它的基本原则和基本规则。
国际民事诉讼中存在冲突的主要原因是“过度管辖权”问题。各国出于对本国利益的考虑，在涉外民商事案件中尽力扩大本国的司法管辖权。国际民事诉讼中“过度管辖权”的存在对国际间经贸关系的协调发展及建立和谐统一的国际民事诉讼秩序无疑是有害的。由于涉及本国利益的保护和不同的管辖权理念，“过度管辖权”规定还将在一定时期内存在，国际社会可以通过缔结国际公约的形式对“过度管辖权”予以适当的限制。
　 国际民事诉讼管辖权问题是承认与执行外国判决中最核心的问题。由于管辖权直接关系到司法主权的行使，并直接影响到案件的适用法律和实体结果，因此，管辖权一直是各国涉外民事诉讼中一个焦点所在，在某种意义上决定了判决能否得到他国的承认与执行。由于众所周知的国家主权、本国人利益保护等原因，各国普遍在涉外民事诉讼中扩大本国的管辖权。其本质的原因有其不可避免性，作为主权国家，保护本国和本国当事人的利益是其当然的责任，在其国内法中作出种种有利于本国的管辖权安排也是无可指责的。但对于国际间民事经济关系的协调发展及建立一套和谐统一的国际民事诉讼秩序则无疑是有害的。因此，各国涉外民事诉讼管辖权中的“过度管辖权”问题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过度管辖权”的认定应当是以各国对国际间民事诉讼管辖权的一般标准作为衡量尺度。如果一国国内法对涉外民事诉讼管辖权的某项标准超越了国际间的普遍做法，赋予了本国法院更宽泛的管辖权，使本国行使管辖权的依据不为国际间所认可，这种管辖权规定应当被视为“过度的管辖权”。由于各国国内法在涉外民事诉讼管辖权上的规定不尽一致，因此，对这一概念的定义还有一个量的把握，即国内法中的管辖权规定应当是明显地超出了某项涉外民事诉讼管辖权的最基本的标准，使各国均认为该管辖权属于过分的和不正当的，只有达到这样的共识，也许才能够将其称为一项“过度管辖权”。尽管“过度管辖权”定义存在不确定性，但国际间对各国国内法中的一些管辖权条款是否应当被认定为“过度管辖权”有基本的共识。
“过度管辖权”的规定。其主要内容可以分为这样几类：
(一) 基于原告或者被告的国籍而行使的管辖权。
(二)当住所地或惯常居所地在外国的被告有财产位于本国时据此行使管辖权。在海牙《国际民商事管辖权和判决承认与执行公约》的谈判中，多数代表认为仅以被告财产所在地，特别是与案件本身毫无联系的财产所在地作为管辖权的一般原则应当在公约中予以禁止，除非在某些例外情况下可以允许将之作为特定管辖权的基础、但各国代表对例外的具体事项则难以达成共识。
(三)基于外国被告的商业活动而建立的管辖权，也是公认的“过度管辖权”。美国国内法中有基于“从事商业活动”及“从事交易活动”确定管辖权的方式。两者均源于美国宪法中的正当程序要求，即被告活动与法院间应当存在公正与合理的联系。
(四)基于对在本国境内临时出现的被告送达传票而建立管辖权的方式，也被视为“过度的管辖权”。这一管辖权规则是英美法系在“对人诉讼”中的传统实践，称为“接触管辖权”。这种扩大管辖权的做法一直受到大陆法系国家的批评。
应当明确的是，上述的“过度管辖权”规则是针对一般管辖权而言的，而特定管辖权则不在此限。因此，对“过度管辖权”规则需要作具体的分析，针对具体的案件来判断。“过度管辖权”的规定不仅在各国国内法中存在，国际间管辖权与判决承认与执行公约中的部分管辖权条款也被认为是“过度的管辖权”规定。这主要是由于国际公约对各国适用国内法中管辖权规定没有予以限制，将部分管辖权力留给各国国内法规定，造成了在国际公约的条件下，仍然存在适用国内法中的“过度管辖权”规定的问题。
“过度管辖权”对国际民事诉讼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由于一些国家“过度管辖权”规定的存在，使另一些原本没有“过度管辖权”的国家也采取了一些对应的报复性规定，使国际间管辖权的协调更加困难。
其次，作为承认与执行外国判决中最核心的因素，基于“过度管辖权”而做出的判决，其确定的实体权利是难以得到实现的，其它国家通常不会承认与执行该类判决。对判决的胜诉方而言，只能在判决国实现其权益;对败诉方而言，除损失其在判决国的财产外，对其在其它国家的财产不构成太大的威胁。因此，“过度管辖权”规定在形式上可能是基于保护本国人的利益，但实质上并不能实现其保护的宗旨和目的。
第三，由于各国“过度管辖权”的存在，给国际间管辖权与判决执行公约的缔结造成了困难。
第四，“过度管辖权”从本质上具有不合理性，由于被“过度管辖权”规定赋予管辖权的国家往往与案件没有实质上的联系，给调查取证、适用法律等造成了很大的不便，使外国被告的权益受到损害，难以保证实体和程序上的公正。同时，“过度管辖权”的规定也是造成“一事两诉”或“挑选法院”的原因之一，这也直接损害了国际民事诉讼秩序的稳定与协调。
国际社会对“过度管辖权”规则的负面影响已有一定的认识。由于自身经济发展及对外交往的需要，各国为协调国际民事诉讼的管辖权规则也做出了广泛的努力。但由于这一领域是国家之间争议较大、矛盾冲突激烈的症结问题，统一国际民事诉讼程序、限制“过度管辖权”规则的全球性公约的缔结进程步履维艰。
二、民事诉讼法的国际协调
（一）确定涉外民事管辖权的原则
1、维护国家主权原则。涉外民事管辖权作为国家司法审判权的一种，是国家主权的有机组成部分。各国法院对涉外民事案件行使审判权，正是基于国家主权原则进行的。所以，各国一般都将涉及国家公共政策和重要政治、经济利益的涉外民事案件列为专属管辖范围，规定由本国法院享有独占的管辖权，而绝不承认任何其他国家的法院对此类涉外民事案件有管辖权。同时各国在立法实践中往往采用一种比较灵活的规定，并通常赋予本国法院或法官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
2、国际协调原则。涉外民事管辖权的根本问题就是确定各国涉外民事管辖权的范围问题，以此解决各国在管辖权上发生的冲突。而国际协调原则恰好体现了这一目的和要求。所以，各国在制定国内立法和缔结国际条约时要尽可能地遵循和适用国际协调原则。
3、便利诉讼原则。便利诉讼原则既是确定国内民事管辖权的一项基本原则，同时也是确定涉外民事管辖权的一般原则。便利诉讼原则要求在确定对某一涉外民事案件应由何国法院管辖时，要考虑到是否便利当事人特别是被告人进行诉讼以及是否便利管辖法院对案件的审理。因此，从便利管辖法院对案件的审理角度看，应做到实体法、程序法和法院管辖权的尽可能的统一，即应使行使审判管辖权的国家，同时也尽可能是案件实体问题和诉讼程序问题应适用的法律所属的国家，从而减少法律适用上查明外国法的困难，并使判决在域外容易获得效力。从便利当事人的角度看，当依管辖国的立法规定对某一特定涉外案件本无管辖权，而由于诉讼的便利条件，当事人迫切要求在该国获得法律救济时，管辖国法院应从便利诉讼当事人出发，裁定本国享有审判管辖权。
4、合意管辖原则。合意管辖又称协议管辖，是指涉外民事诉讼的双方当事人在争议发生之前或之后，用协议的方式来确定他们之间的争议应由何国法院来管辖。合意管辖原则要求各国在处理涉外民事纠纷时，通常情况下应尊重诉讼当事人的合意选择，由当事人协议选择的法院行使管辖权。合意管辖原则在处理涉外民事管辖权和解决涉外民事纠纷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一方面，当事人合意选择管辖法院有利于避免因各国有关涉外民事管辖权规定过于僵硬而带来的法院管辖权不合理、不公正现象，另一方面，合意管辖由当事人选定管辖法院，这本身即意味着对法院管辖权冲突的避免。而且当事人合意选择的法院通常是他们所信任的法院，该法院所适用的法律一般也为当事人所熟悉，因此，对所选择法院做出的判决，当事人很少有异议而愿意承认，这无疑有利于判决的执行和纠纷的解决。也正是因为合意管辖自身的独特优越性，才使得合意管辖原则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同。虽然如此，各国在承认合意管辖原则的同时，也对当事人的合意选择自由予以限制。
（二）民事诉讼法的统一化
民事诉讼法统一化运动的起源和发展主要在欧洲，这与欧洲一体化、文化同质化关系密切。近年来诉讼法的协调方面也取得一定成效，成果同样产生于欧洲。1971年海牙国际私法会议缔结了《关于司法判决的承认与执行公约》，由于该公约只调整间接管辖权，缔约国有权确立自己的管辖权规则，使大量的“过度管辖权”问题悬而未决，严重损害了公约的价值和实施的效果。1992年5月始由美国提议谈判的新海牙《国际民商事管辖权和判决承认与执行公约》在限制“过度管辖权”规则上迈出了重要一步。
美国在法律的国际统一化运动中日益发挥作用。在此背景下，美国法学会发起了《跨国民事诉讼规则》(下称《规则》)，旨在制订审理国际民商事纠纷的民事诉讼程序规则的示范法典。后来，国际统一私法学会也参与该项目，作为共同发起人，从而使该项目更具国际意义。这大致可以视作美国与欧洲之间的妥协，与欧洲反对的声音最强烈且最有力度不无关联。
美国《跨国民事诉讼原则和规则》的特点：
《规则》包括七章39条，其拟订以一系列原则为基础，包括基本原则、支持性原则以及具体原则。基本原则包括司法独立、接近司法、正当程序、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判决理由充分、终局性和上诉、诉讼费用合理分担。支持性原则指与基本原则相连，融于基本原则之中的程序原则，包括：1、法院公正；法官经职业训练；法官任期保障；不受政治干预；法官的撤销和回避；2、地域便利性；有权聘请律师；避免人为法律限制；3、合理通知；自由主张诉讼请求和答辩；证明权(包括证据公示权)；没有不必要的保密特权和证据排除法则；当事人参与(包括对证人的询问)；自由心证；有秩序地司法管理；迅速审判；快速的和解程序；程序权滥用的司法控制；4、不受歧视；适用法律公正；法律援助；5、阐明判决的正当理由；6、一审判决的终局性；判决的承认；既判力原则；对案件是非曲直(包括合理的诉讼费用问题)的上诉权；7、胜诉方诉讼费用获得补偿。《规则》的特点大致包括：
《规则》旨在探讨现代民事诉讼的基本法理，并将对抗制优势与大陆法系法官中心的积极因素有机结合起来，致力反映不同国家共同追求的程序正义，尽量使程序正义的标准客观化、透明化，为跨国商事纠纷的解决提供一套公正、可预测的程序制度，且倡导司法合作和协助，减少程序法冲突带来的不确定性。
《规则》制订者期望在充分交流的基础上向海牙国际私法会议上提案讨论，进而像其他民事诉讼公约一样成为国际公约，各国可自愿加入，参加时亦可就《规则》的有关条款做出保留。《规则》并不等同于“法典”，它只是作为超越冲突的本地法之上的一套选择性规则，一旦有关国家加入公约(如果可能成为公约的话)，或者跨国诉讼的当事人合意选择在诉讼中适用这套《规则》，则法院可以适用《规则》。《规则》只是对跨国商事诉讼中可能发生冲突的问题作了设计，其他未规定事项适用本地法。
三、我国在涉外民事诉讼方面的国际协调
（一）我国关于涉外民事管辖权的规定
1、国内立法
我国有关民事案件管辖制度的立法主要是1991年4月颁布和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它们主要是从便利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和便利人民法院进行审判以及确保审判工作的质量而制定民事案件管辖制度的。在国际协调方面，我国民事诉讼法同大多数国家一样，也是以被告住所地作为普通管辖的依据，即原告就被告的作法。另外，为避免管辖权的消极冲突，我国民事诉讼法还就在中国领域内没有住所的被告提起的合同或财产权益纠纷的诉讼，规定中国法院可以行使管辖的多种联结因素，即如合同在中国领域签订或履行，或诉讼标的物位于中国领域之内，或被告在中国领域内有可供扣押的财产，或被告在中国领域内设有代表机构，则合同签订地、合同履行地、标的物所在地、可供扣押的财产所在地、侵权行为地或代表机构所在地人民法院均可行使管辖权。我国涉外民事管辖权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便利原则。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3条规定：“在国内结婚并定居国外的华侨，如定居国法院以离婚诉讼须由婚姻缔结地法院管辖为由不予受理，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的，由婚姻缔结地或一方在国内的最后居住地人民法院管辖。”该《意见》第14条还规定：“在国外结婚并定居国外的华侨，如定居国法院以离婚诉讼须由国籍所属国法院管辖为由不予受理，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的，由一方原住所地或在国内的最后居住地人民法院管辖。”这两条规定为定居国外的华侨提供了解决婚姻纠纷的便利条件，有利于保护定居国外的华侨的利益，体现了涉外民事管辖权的便利原则。我国允许涉外民事关系的当事人合意选择管辖法院，并确认了明示协议和默示承认两种方式的合意管辖。这对于消除我国法院与其他有关法院对某些涉外民事案件管辖权的积极冲突及消极冲突都具有重要作用。
2、国际条约。目前，我国参加的有关涉外民事商事案件管辖权问题的条约主要有以下几个：
(1)《统一国际航空运输某些规则的公约》(即华沙公约)。我国是1958年加入《华沙公约》的，并于1976年加入修订该公约的《议定书》。
(2)《国际铁路货物运输协定》。该协定是1951年签订的，依该协定第29条规定，凡有权向铁路提出赔偿请求的人，即有权根据运送契约提起诉讼。这种诉讼只能向受理赔偿请求的铁路国的适当法院提出。
(3)《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该公约是1969年在布鲁塞尔签订的，我国已于1980年加入该公约，根据公约的规定，此种损害如在一个或若干个缔约国领土(包括领海)内发生，或在上述领土(或领海)内采取了防止或减轻油污损害预防措施的情况下，有关的赔偿诉讼便只能向上述的一个或若干个缔约国的法院提出。每一缔约国都应保证它的法院具有处理上述赔偿诉讼的必要管辖权。
（二）我国有关涉外民事管辖权规定中存在的问题
(1)扩大了我国法院平行管辖的范围。除受我国参加的有关国际条约的约束外，与我国有关的涉外民事案件，只要当事人向我国有关法院起诉，无论所涉外国法院是否已受理或已做出判决，都由我国法院行使管辖权。这显然有悖于涉外民事管辖权协调中由先受诉法院管辖的原则。
(2)便利原则在我国的有关规定中未能充分体现。前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3条和第14条的规定，为定居国外的华侨提供了解决婚姻纠纷的便利条件。但很明显，这一诉讼便利只是提供给我国的华侨，而不提供给有关的外国人。而且便利原则只适用于定居国外的华侨的婚姻纠纷，而不是适用于我国公民的所有涉外民商事纠纷。
(3)我国与其他国家签订的双边条约中某些规定不统一。比如对诉讼竞合问题的处理方面，我国与多数国家签订的双边司法协助条约中都规定，在提出判决的承认与执行的请求时，若被请求国法院对于同一诉讼正在进行审理，被请求国法院可以拒绝承认与执行外国法院的判决。而在我国与意大利、蒙古等国缔结的司法协助条约中则规定，被请求国法院并不能因为案件正在由其审理而当然地拒绝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的判决，只有在被请求国法院比作出判决的外国法院先受理该诉讼时，才能拒绝承认与执行外国法院的判决。这两种处理方式是截然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而且前者也有悖于国际社会的普遍实践。
（三） 解决对策：
(1)应对我国法院平行管辖的范围做出明确的规定和限制。比如依合同的签订地行使管辖权时有必要加上“有实际联系”的限制条件。对于以“被告代表机构住所地”为行使管辖的依据，应规定只有在某项诉讼是由于此代表机构引起的或与之有关的情况下，才对不在本国的外国被告实施管辖。若不加上这种限制的话，就有将“被告代表机构住所地”视为“被告的住所地”之嫌。另外对以“可供扣押财产所在地”为行使管辖依据时，只有可供扣押的被告财产达到一定价值时才能构成管辖的根据。我国也应该借鉴这种规定。
混合过错的法律后果
　　　　　 ——小议过失相抵规则

巴占防

[内容提要] 混合过错既是侵权法的概念，也是合同法的概念，大陆法系称之为与有过失，英美法系称之为共同过失，我国民法依原苏联民法理论将其称之为混合过错。侵权行为法上所说的混合过错是指侵权行为所造成的损害结果的发生或扩大，不仅加害人有过错，而且受害人也有过错。它是一种重要的侵权行为形态，其法律后果是过失相抵。过失相抵，是在损害赔偿之债中，由于混合过错的成立，而减轻加害人的赔偿责任的规则。它通常被称为损害赔偿之债的原则，与损益相抵并存，无论是在侵权法中，还是在合同法中，只要成立混合过错，便发生过失相抵的法律后果。实行过失相抵原则,应当通过过错的比较和原因力的比较,在此基础上,依比例确定双方当事人各自的责任比例,依此减轻加害人的责任，并且，法院可以不待当事人主张，而依职权减轻加害人的赔偿责任。

[关键词] 混合过错 过失相抵 共同原因 不当行为 比较过错 原因力
一、问题的提出
最高人民法院曾于1991年8月9日以(1991)民他字第1号复函，对混合过错作出过司法解释。 该批复性司法解释所针对的案例是赵正诉尹发惠侵权赔偿案。受害人赵正，系3岁男孩，加害人尹发惠，女，云南省某县职员，40岁。赵、尹两家居在同一宿舍区，相距不远。1989年11月26日下午，尹到开水房提开水回家准备给她的孩子洗澡，当提到赵家门口通道与公共通道汇合处，因提不动，遂将两只装满开水的水桶放下，另去找扁担。这时侯，赵正从外面玩耍回家，倒退着行至水桶旁，被水桶的耳子刮着毛线裤，跌人开水桶中，致使赵正左背部、臀部及双下肢烫伤，面积为28%，深度为Ⅱ一Ⅲ度。该批复性司法解释认为：“尹发惠的疏忽大意行为致使幼童赵正被烫伤，应当承担侵权民事责任；赵正的父母对赵正监护不周，亦有过失，应适当减轻尹发惠的民事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的上述司法解释也说明了侵权行为混合过错双方当事人应按过失相抵的规则来进行责任分担．
二、混合过错与过失相抵
侵权行为法上所说的混合过错，是指侵权行为所造成的损害结果的发生或扩大，不仅加害人有过错，而且受害人也有过错。 也就是说，如果损害结果的发生或扩大，不仅加害人有过错，受害人也有过错，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侵权行为，就是侵权行为法上的混合过错。我国《民法通则》第131条规定：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害人的民事责任。这一规定，是确认混合过错责任的法律依据。其特征表现为：1、双方当事人的主观过错混合。2、损害发生的原因事实相混合。在混合过错中，双方当事人的行为，是损害结果发生的共同原因，都对损害事实的发生具有原因力。3、受害人一方受有损害。
过失相抵，也称与有过失，是债法的概念，是在损害赔偿之债中，由于混合过错的成立，而减轻加害人的赔偿责任。正如史尚宽先生所说：所谓过失相抵，不过为形容之语，其实为就义务者之过失与权利者之过失，两相较量，以定责任之有无及其范围，并非两者互相抵销，是以有仅称为被害人之自己过失者。 侵权行为的混合过错，同样适用过失相抵原则。
混合过错是不仅加害人一方有过错，受害人一方也有过错。混合过错是双方当事人的过错的不当(或不法)行为导致一方当事人遭受损害，而不是双方受有损害，依照过失相抵原则减轻加害人责任的依据，是受害人过错程度的轻重以及行为原因力的大小，实际上是受害人因自己的过错所造成的那一部分损害，应由自己负责，而不应由加害人负责。在侵权法中，只要对损害结果的发生或扩大，加害人与受害人均有过错，即发生过失相抵的法律后果。
三、过失相抵的构成
过失相抵的构成，应从两个方面进行考虑。对于加害人的责任，应按照侵权损害赔偿责任构成要件的要求来确定，须具备行为的违法性，违法行为人要有过错，要有损害事实的存在和违法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有因果关系这四要件，符合这四要件，构成一般侵权责任。对于受害人应负的责任，其构成须具备以下三个要件：
（一）受害人须有过错
受害人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的前提，是自己有过错。如果受害人的行为虽然是损害发生或扩大的共同原因，但其主观上无过错，仍然不构成过失相抵。受害人的过错，存在三种学说：第一种学说强调受害人必须有责任能力。第二种学说认为，受害人的过失并非固有意义上的过失，只要受害人不注意而对损害的发生予以助力就足够了，因此，与有过失的辨识能力，并非对于违法行为负责的责任能力。只需具备避免危险发生的必要注意能力，如此责任能力并非必要。这就是“不注意-------事理辨识能力”说。 第三种学说为能力不要说。认为从加害人立场看，受害人如无责任能力或识别能力，即与有过失规则，实欠公平，故与有过失不以受害人具备责任能力或识别能力为必要，只要受害人在客观上与有过失，即可适用与有过失规则。这种学说又称参与度（原因力）减责论。 我国《民法通则》第131条规定混合过错中的受害人过错，我认为不仅包括一般的故意和过失的主观的心理状态，还包括对自己的过失。
(二)受害人的行为须为不当
构成过失相抵，受害人的行为不需违法，只要求不当即可。所谓不当行为，就是为自己利益或在伦理的观念上为不当，阻却违法的行为如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行为，不构成过失相抵。 这种不当行为，既可以是积极的行为，也可以是消极的行为。消极的不作为构成过失相抵，分三种情况：一是重大损害未促使其注意，二是怠于避免损害，三是怠于减少损失。这三种情况都是受害人的消极行为，都是构成过失相抵的要件。前者如受害人患有心脏病与加害人摔跤游戏，未告知其注意而致其心脏病发；中者是未造成损害时受害人已发现可能造成损害并可以采取措施避免却未加避免；后者为损害已经发生但可采取措施减少损失而怠于采取措施减少损失。
（三）受害人的行为系损害发生或扩大的共同原因
《民法通则》第131条仅规定受害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适用过失相抵，没有对损害扩大也有过错的应如何处理作出规定。
所谓共同原因，是指受害人的行为与加害人的行为共同作用，促成了一个损害结果的发生或扩大，或者是受害人的行为作用于已经发生的损害结果上，使其继续扩大。 至于那个在先，那个在后抑或同时存在，则在所不问。举例来说，尽管受害人与有过失，在其过失对损害的发生未予任何影响的场合，受害人仍得请求全额的损害赔偿。相反，如果受害人的过失是唯一的原因，由于赔偿义务人的行为和结果欠缺因果关系，故并不发生赔偿责任。损害发生的原因，不仅包括损害本身发生的原因，也应包括损害原因事实的成立或发生的促成因素。促成损害事实发生的行为，也构成损害事实发生的共同原因。
四、过失相抵的实行
过失相抵的实行，包括两个步骤，一是比较过错，二是比较原因力。
(一)比较过错
比较过错亦称比较过失，是指在混合过错中，通过确定并比较加害人和受害人的过错程度，以决定责任的承担和责任的范围。比较过失是美国侵权法自本世纪以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广泛采纳的一项制度，与大陆法的过失相抵制度相近似，并不是仅以保护加害人为目的，以期减轻其赔偿额，而在于衡平保护各方的利益，充分体现过错责任的固有作用。使用比较过错这一概念，侧重于认定侵权行为双方当事人责任基础即双方各自过错程度，通过比较过错而确定混合过错的责任承担。
比较过错，有三种不同的方法：
第一种，在双方当事人中，一方的过错在程度上要重于另一方的过错，则不论那一方是否有故意或重大过失，都可以使受害人获得完全的赔偿或使加害人被完全免责。若受害人的过错等于或大于加害人的过失，则受害人无权获得赔偿。简言之，受害人有49%的过失可以得到完全的赔偿，如果有50%的过失就无权获得赔偿。
第二种，在双方当事人中，如果加害人出于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则应负完全的赔偿责任，如果受害人具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则可使加害人被免除或减轻责任。这种做法并不是将双方当事人的过错具体以百分比确定，而是将双方的过错具体确定为故意、重大过失、一般过失三个等级，加害人具有故意而受害人具有过失者，加害人承担全部责任；加害人具有重大过失而受害人有一般过失者，加害人承担全部责任；受害人具有故意，则加害人完全免责；受害人具有重大过失而加害人有一般过失，一般应免责，在过错推定责任时，则根据具体情况使加害人负责。
第三种，将双方当事人的过错程度具体确定为一定的比例，从而确定出责任范围。对损害后果应负全部责任者，其过错比例为95----100%；对损害后果应负主要责任者，其过错比例为51----94%；对损害后果应负同等责任者，其过错比例为50%；对损害后果应负次要责任者，其过错比例为5---49%；过错比例不足5%的，免除其赔偿责任，不认其为混合过错。
以上三种办法，第一种和第二种不符合现代过失相抵原则的主旨，不可采用。第三种办法是实务中所采用的方法。
在混合过错中，依据何种标准判定双方的过错程度，是认定过失相抵责任的关键。通常采用的标准是：
第一种，根据行为的危险性大小及危险回避能力的优劣来决定过失轻重。优者的行为的危险性更大，危险回避能力更强，因而过失更重；反之，过失较轻。
第二种，根据注意义务的内容和注意标准来决定过失的轻重。根据这一标准，首先要确定双方当事人所负有的注意内容，如果一方当事人在损害发生时应负有特殊的注意义务，而该当事人不仅没有履行此种特殊的注意义务，连一般人所应尽的注意义务都没有达到，其过失就比一般过失严重。如果双方当事人并不应负有特殊的注意义务，就应按照“合理人”的标准衡量双方的行为，把双方的行为与一个合理的、谨慎的人的行为进行比较，以决定双方的过失和过失程度。如果行为与一个合理的、谨慎的人的标准相距较远，则过失较重；相距较近，则过失较轻。
第三种，采用不同的标准衡量各方的行为决定过失的轻重。为使受害人能有更多的机会获得赔偿，对受害人应采取低标准或主观标准衡量其过失轻重；对加害人应采取高标准或客观标准衡量其过失轻重。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采用第二种标准衡量双方当事人的过失轻重。这是因为，根据行为危险性大小及危险回避程度的优劣的标准，只适用于交通事故等狭小的范围；根据不同的标准衡量双方的过失也有失公平；只有根据注意义务的内容和标准来决定过失的轻重，才客观、公正，可以适用一切案件，因而成为通用的标准。
通常掌握的过失轻重标准是：
受害人 加害人 过错比例
故意或重大过失 轻微过失 10%以下
故意或重大过失 一般过失 10%--25%
故意 重大过失 25%以上不足50%
故意或重大过失 故意或重大过失 50%
重大过失 故意 50%--75%
一般过失 故意或重大过失 75%以上至90%
轻微过失 故意或重大过失 90%以上

50%的过错比例，一般为同等责任；5%至49%的过错比例，加害人应承担次要责任；51%至95%的过错比例，加害人应承担主要责任；5%以下的过错比例或95%以上的过错比例，通常可以考虑免除加害人赔偿责任或者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可以不作为混合过错实行过失相抵。
(二)原因力比较
在确定混合过错责任范围的时候，过错程度起决定的作用，但是，原因力对混合过错责任范围的影响不能不引起足够的重视，原因力比较也是确定混合过错责任范围的重要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