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工资支付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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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工资支付规定
辽宁省人民政府
辽宁省人民政府令
第196号
《辽宁省工资支付规定》业经2006年8月25日辽宁省第十届人民政府第62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6年10月1日起施行。
省 长张文岳
二○○六年九月二日
辽宁省工资支付规定
第一条 为了保护劳动者获得劳动报酬的权利，规范用人单位的工资支付行为，维护和谐的劳动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我省行政区域内的各类企业、个体经济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以下统称用人单位）和与之形成劳动关系的劳动者，适用本规定。
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与之建立劳动合同关系的劳动者，依照本规定执行。
第三条 省、市、县（含县级市、区，下同）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用人单位的工资支付管理工作。
建设、财政、税务、人事、工商行政管理、经济综合管理等有关行政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做好工资支付管理的有关工作。
第四条 工会组织依法对用人单位的工资支付进行监督，有权对用人单位的工资支付违法行为予以纠正或者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提出建议，并为劳动者依法维护获得劳动报酬的权利提供支持和帮助。
第五条 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有权举报用人单位的工资支付违法行为。
政府鼓励、支持并依法保护新闻媒体对用人单位的工资支付行为实施舆论监督。
第六条 省、市劳动和社会保障等有关部门应当根据本行政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劳动力供求状况等因素，定期制定和发布工资水平宏观调控政策。
第七条 用人单位应当根据当地政府有关工资水平宏观调控政策，结合劳动力市场价位和本单位经济效益，经与工会组织或者劳动者集体协商,确定本单位的工资水平。
第八条 用人单位应当根据本单位的经济效益增长情况、当地政府发布的工资指导线、工资指导价位和本地区、行业的劳动者平均工资水平，逐步提高劳动者的工资水平。
第九条 用人单位应当依法制定本单位的工资支付制度，并向本单位全体劳动者公布。
工资支付制度主要包括下列事项：
（一）工资支付的项目、标准和形式；
（二）工资支付的周期和日期；
（三）加班工资计算基数；
（四）工资扣除事项；
（五）特殊情况下的工资支付；
（六）有关工资支付的其他事项。
第十条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应当在劳动合同中约定工资标准。工资标准根据劳动者所在岗位或者所从事的工作确定。
第十一条 用人单位应当凭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核准的工资总额使用手册》，在其开立的银行基本存款账户支取工资性现金。
第十二条 用人单位应当以法定货币支付工资，不得以实物、有价证券等代替货币支付。
用人单位应当按照约定的日期支付劳动者工资。遇法定节假日或者休息日，应当提前在最近的工作日支付工资。
第十三条 用人单位应当自用工之日起计算劳动者工资。
第十四条 用人单位可以以小时、日、周、月为周期支付工资。按完成一定工作任务计发工资的，应当在工作任务完成的当日支付劳动者工资。
用人单位应当至少每月向劳动者支付一次工资。
第十五条 用人单位必须书面记录支付劳动者工资的数额、时间、领取者姓名，并保存两年以上备查，劳动者有权查询和核对本人的工资支付情况。
用人单位可以将工资直接支付给劳动者本人，也可以委托银行代发。
用人单位必须向劳动者提供一份本人工资清单，工资清单必须与实际支付的工资相符。
第十六条 用人单位直接向劳动者本人支付工资的，应当办理签收手续。劳动者本人因故不能领取工资时，可以委托亲属或者他人代领。
用人单位委托银行代发工资的，应当在约定的日期将劳动者的工资足额存入其本人账户。受托银行在工资支付中发生劳动者不能按时领取工资或者工资数额差异等问题，由用人单位负责与受托银行协调解决。
第十七条 实行年薪制或者按考核周期计发工资的，用人单位应当每月按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预付劳动者工资，年终或者考核周期届满时结算。
第十八条 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形成劳动关系后，在试用、实习期间提供正常劳动的，用人单位支付的工资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
第十九条 用人单位不得随意扣除劳动者工资。
除法律、法规规定可以代扣劳动者工资的事项外，用人单位扣除劳动者工资应当符合集体合同、劳动合同的约定或者本单位依法制定的规章制度的规定。每月扣除的部分，不得超过劳动者当月工资的20%；扣除后的余额，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
第二十条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双方依法终止、解除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当一次付清劳动者工资。
第二十一条 除实行不定时工作制的以外，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在法定标准工作时间以外工作的，应当按照下列标准支付劳动者加班工资：
（一）延长工作时间的,按照不低于劳动者本人小时工资基数的150%支付；
（二）休息日工作不能安排同等时间补休的，按照不低于劳动者本人日工资基数或者小时工资基数的200%支付；
（三）法定节假日工作的,按照不低于劳动者本人日工资基数或者小时工资基数的300%支付。
第二十二条 计算加班工资的日或者小时工资基数和休假期间的工资，应当按照劳动合同中约定的劳动者本人工资标准确定；劳动合同没有约定的，按照集体合同约定的加班工资基数以及休假期间工资标准确定；劳动合同、集体合同均未约定的，按照劳动者本人正常工作应得的工资确定。
依照前款规定确定的加班工资基数以及假期工资，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
第二十三条 实行计件工资制的用人单位，应当科学、合理地确定劳动定额和计件单价，并予以公布。劳动者在完成计件定额任务后，用人单位安排加班的，应当分别按照不低于计件单价的150%、200%、300%支付加班工资。
第二十四条 实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的用人单位，在综合计算工时周期内，应当按照劳动者实际工作时间计算其工资。劳动者实际工作时间总和超过法定工作时间的部分，视为延长工作时间，应当按照本规定支付加班工资。
第二十五条 实行非全日制工作时间的用人单位，应当实行小时工资制。小时工资由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确定，但不得低于当地非全日制就业劳动者的小时最低工资标准。
第二十六条 劳动者在依法享受年休假、探亲假、婚假、丧假等休假期间，用人单位应当支付工资。
劳动妇女节、青年节等部分公民节日期间，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休息或者参加节日活动的，应当视同其提供正常劳动予以支付工资；劳动者照常工作的，不支付加班工资。
第二十七条 劳动者在事假期间，用人单位可以不支付其工资。
第二十八条 劳动者患病或者非因工负伤停止劳动的，在规定的医疗期内，用人单位应当根据劳动合同或者集体合同的约定支付病假工资，但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80％。
第二十九条 劳动者因工伤或者患职业病停止工作的，停工留薪期的工资支付依照国务院《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执行。
第三十条 劳动者因生育或者计划生育手术休假期间，其工资待遇依照《辽宁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的规定执行。
第三十一条 劳动者在法定工作时间内依法参加下列社会活动期间，用人单位应当视同其提供正常劳动予以支付工资：
（一）依法行使选举权、被选举权的活动；
（二）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履行职务的活动；
（三）以本单位劳动者代表身份参加本单位的集体协商活动；
（四）工会基层委员会依法开展工会活动；
（五）人民法院通知出庭作证；
（六）义务献血、参加民兵组织训练或者预备役训练；
（七）宪法、法律规定的公民应当履行义务的其他活动。
第三十二条 劳动者经单位批准参加脱产、半脱产学习、进修、培训的，其工资待遇由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确定。
第三十三条 劳动者被人民法院判处管制或者拘役、有期徒刑适用缓刑的，或者被假释、监外执行、取保候审的，在此期间用人单位未与其解除劳动合同，劳动者继续在原单位正常劳动的，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约定或者本单位依法制定的规章制度执行。
劳动者被依法判处拘役以上刑罚，或者被依法采取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以及受到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的，用人单位不支付其被限制人身自由期间的工资。
第三十四条 用人单位因生产经营困难暂时无法按时支付工资的，经与工会组织或者劳动者代表协商一致后，可以按照协商的日期支付工资，除实施改制的用人单位外，延期支付工资不得超过30日。超过30日的，应当向当地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备案。
实施改制的用人单位，改制前拖欠劳动者工资的，必须在改制方案中明确支付被拖欠工资的时间和数额。
第三十五条 用人单位停工、停业在一个工资支付周期内的，应当按照合同约定的标准支付劳动者工资；超过一个工资支付周期的，可以根据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按照双方重新约定的标准支付劳动者工资。劳动者提供了正常劳动的，支付的工资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
第三十六条 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关系的决定被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或者人民法院依法裁决撤销或者判决无效的，应当支付劳动者被违法解除劳动关系期间的工资，其工资标准为本市同期在岗职工的平均工资；劳动者本人工资高于本市同期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按照劳动者本人前12个月的平均正常工作时间工资计算。
第三十七条 用人单位破产、终止或者解散的，经依法清算后的财产应当按照有关规定，优先用于支付欠付的劳动者工资和社会保险费。
第三十八条 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劳动者有权向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投诉、举报：
（一）未按劳动合同或者集体合同约定支付工资的；
（二）以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支付工资的；
（三）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工资的；
（四）以实物、有价证券等代替货币支付工资的；
（五）违反本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三十九条 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应当向社会公布投诉、举报电话，完善投诉、举报处理制度和案件查处督办制度。
第四十条 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对于拒不纠正无故拖欠或者克扣劳动者工资行为的用人单位，应当记录在案并纳入企业信用评价系统，及时向社会发布其不良用工信用记录公告，同时通报税务、海关、银行、工商行政管理、招投标机构等有关单位。对用工信用不良记录被公告的用人单位，政府及有关部门不得授予该用人单位及其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任何荣誉称号。
第四十一条 农村进城务工劳动者集中的用人单位，必须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的书面通知，定期向其报告用工和工资支付情况。
第四十二条 对发生过无故拖欠劳动者工资行为的用人单位，实行工资保证金制度。
发生过无故拖欠劳动者工资行为的建筑施工企业，必须在建设工程开工前，按照工程合同价款的一定比例，在规定日期向银行专户预存工资保证金。
发生过拖欠工程款的建筑开发企业，必须在开发新项目前提供担保。
工资保证金和工程担保制度的具体实施办法，由省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省建设行政部门等有关部门制定，报省政府批准后施行。
第四十三条 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查处无故拖欠工资或者克扣工资案件时，用人单位和劳动者都不能对工资数额举证的，可以参照该用人单位同岗位劳动者的平均工资或者本市在岗职工的平均工资水平，按照有利于劳动者的原则认定工资数额。
第四十四条 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之间因工资支付发生争议的，可以向本单位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当事人一方也可以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对仲裁裁决不服的，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四十五条 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 期不改正的，处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
（一）未制定工资支付制度或者工资制度未向劳动者公布的；
（二）未向劳动者本人提供工资支付清单的；
（三）未使用《工资总额使用手册》支取工资的；
（四）未按规定保存工资支付凭证的。
第四十六条 用人单位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工资，或者支付劳动者的工资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由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责令限期足额支付劳动者工资；逾期不支付的，责令用人单位按照应付金额的50%以上1倍以下的标准计算，向劳动者加付赔偿金。
第四十七条 用人单位未按规定缴纳工资保证金的，由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处1000元罚款，劳动和社会保障、建设等有关行政部门可以依法采取行政措施或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四十八条 用人单位抗拒、阻挠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监督检查，或者不按其要求报送书面材料，隐瞒工资支付事实，出具伪证或者隐匿、毁灭证据的，由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依照国务院《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的有关规定处罚。
第四十九条 用人单位无故拖欠工资，致使劳动者难以追偿其工资而引发严重影响公共秩序事件的，由公安机关对用人单位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条 劳动者或者用人单位对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或者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用人单位逾期既不申请复议，也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处理决定或者处罚决定的，由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五十一条 劳动和社会保障等有关行政部门工作人员对符合受案条件的举报不予受理或者发现工资支付违法行为不予查处以及有其他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行为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有犯罪嫌疑的，移交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第五十二条 本规定下列用语的含义：
（一）正常劳动，是指劳动者在法定工作时间或者依法签订的劳动合同约定的工作时间内履行了劳动义务。
（二）克扣工资，是指除本规定第十九条规定的情形外，用人单位对于提供了正常劳动的劳动者不支付工资（含加班工资，下同）或者未足额支付工资的行为。
（三）无故拖欠工资，是指除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和实施改制的用人单位外，用人单位延期支付工资超过30日的行为。
（四）工会组织，是指用人单位依法成立的工会组织及其上级工会组织。
第五十三条 劳动者的日工资，按国家工时制度的规定，每月以平均工作时间20.92天折算。小时工资，按日工资除以8小时计算。
第五十四条 本规定自2006年10月1日起施行。
咸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重新修订的《咸阳市离休干部医疗保障实施办法》的通知
陕西省咸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咸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重新修订的《咸阳市离休干部医疗保障实施办法》的通知
咸政办发〔2012〕119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级各有关部门，中省驻咸各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提高我市离休干部医疗保障水平，加强离休干部医疗服务管理，结合我市实际，《咸阳市企业离休干部医疗保障实施办法》已经重新修订，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2012年8月6日
咸阳市离休干部医疗保障实施办法
第一条 为进一步提高我市离休干部医疗服务保障水平，切实加强医疗管理，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中央组织部、国家经贸委、财政部、人事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卫生部关于落实离休干部离休费、医药费的意见〉的通知》（厅字〔2000〕61号）、《陕西省离休干部医疗保障试行办法》（陕办发〔2001〕36号）和《关于进一步做好离休人员生活保障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陕劳社发〔2008〕39号）精神，结合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离休干部是指按照中央和国家有关政策规定办理了离休手续并取得离休证的人员。
建国以前参加革命工作，符合原劳动人事部劳人险发〔1983〕3号文件规定，享受原本人标准工资100%退休费的退休工人，享受离休干部的医疗待遇。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下列单位（含中央、省驻咸单位）：
（一）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
（二） 国有企业、城镇集体企业、股份制企业和其他城镇企业；
（三） 外商投资企业和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第四条 离休干部医药费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实行单独统筹、集中管理。当年的医药费统筹金如有结余，结转下年度使用。若有合理超支，由同级财政补足的制度。
第五条 按照“以支定收、收支平衡、略有结余”的原则，离休干部医药费按每人每年15000元的筹集标准由同级财政于每年初拨付到医疗保险经办机构。以后根据运行情况，适时调整医疗费筹集标准。
第六条 离休干部实行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和定点零售药店购药管理。离休干部门诊就医时，需持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统一印发的《离休干部医疗证》（享受离休干部医疗待遇的退休工人持《享受离休干部待遇医疗证》，下同）在定点医疗机构就诊，费用先由个人垫付，治疗结束后凭相关资料到医疗保险经办机构审核报销。
第七条 离休干部患病需住院时，凭《离休干部医疗证》或《享受离休干部待遇医疗证》在定点医疗机构医保办登记，采取“先记帐、后结算”的办法，出院后由医疗保险经办机构与定点医疗机构按有关规定结算。
离休干部如遇急诊、抢救等特殊情况可在就近的非定点医疗机构就医，但必须在7日内由本人或单位向所属医疗保险经办机构申报备案，所发生的医疗费用先由个人垫付，待病情稳定后及时转入定点医疗机构治疗。
第八条 离休干部因患病在本统筹地区定点医疗机构无法确诊或无法治疗需转上级医疗机构诊治的，须经定点医疗机构副主任以上医师或科主任提出转诊意见，院医保办审核，同时通知离休干部所在单位，持转诊证明、《离休干部医疗证》或《享受离休干部待遇医疗证》，在同级医保经办机构登记备案。治疗结束后，携带转诊证明、住院病历复印件（加盖骑缝公章）、费用明细清单、正式有效发票、出院证明、《离休干部医疗证》或《享受离休干部待遇医疗证》等相关资料，到所属医保经办机构按规定审核报销。
第九条 离休干部确因病情需要进行器官组织移植、安装人工器官或心脏起搏器等特殊医疗的，按国家和省上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条 离休干部就医、购药参照《陕西省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陕西省基本医疗保险诊疗项目目录》、《陕西省基本医疗保险医疗服务设施范围及标准》和其它有关政策规定执行。
第十一条 离休干部因异地安置、去外地探亲等，由所在单位向医疗保险经办机构备案或登记后，可在当地公立医疗机构进行诊治，医疗费用先由个人垫支，治疗结束后由单位经办人携带相关资料按规定到所属医疗保险经办机构审核报销。
第十二条 离休干部因患中风、瘫痪或恶性肿瘤晚期等疾病造成行动不便者，经定点医疗机构科主任提出意见，院医保办审核，报医疗保险经办机构登记，可设立治疗型家庭病床。家庭病床每一疗程不超过两个月，设置家庭病床期间，患者不得再在其它医疗机构发生医疗费用。家庭病床期满因病情需要继续治疗，须重新办理相关手续。
第十三条 对定点医药机构乱检查、乱开药、乱收费等情况，经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查实的，责令退回不合理的费用，并对其处以费用2－5倍的处罚。
第十四条 定点医疗机构在离休干部就诊时，门诊应写门诊病历、复式处方等；住院必须开具每日费用清单、经本人（或家属）签字认可。凡不按规定执行的定点医疗机构，所发生的费用均由医疗机构承担。
第十五条 离休干部医疗统筹基金纳入财政专户管理，实行收支两条线，专款专用，不得挪作他用。并接受财政、审计、人社等部门的监督。
第十六条 建立由各级党委组织、老干、人社、财政、卫生、审计等部门主管领导参加的联席会议制度，定期研究解决离休干部医药费统筹中出现的情况和问题，确保离休干部医疗待遇的落实。
第十七条 对参加医药费统筹的离休干部，由同级医疗保险经办机构每年组织一次健康体检，费用由统筹基金支付。
第十八条 离休干部所在单位应指定专人具体负责本单位离休干部医疗统筹管理服务工作。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2012年9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为五年。原《咸阳市企业离休干部医疗保障实施办法（试行）》（咸政办发〔2001〕226号）即行废止。
中国古代民法文化的特征及其形成原因
钱贵
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传统法律文化更是独树一帜。自然经济的禁锢,等级制度的藩篱,使得传统民事制度处于夹缝之中,高度发达的刑事法律制度,更使其显得苍白无力。以至有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法律是以刑法为中心的法律模式,民事法律是一个空白。不可否认,中国古代确实没有西方意义上的民法,也没有形成独立的民法体系。但无论从客观存在的需要调整的民事关系,还是保存下来的法律文本,我们都可以窥见民法之一斑。而中国传统社会的保守性与封闭性、宗法性与伦理性也深深烙印于民事制度之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古代民法文化。
一、中国古代民法文化的特征
发达的农耕文明孕育了中国古代民法文化的独特气质。虽然中国古代没有形成独立的民法体系,但透过多样的法律形式,我们仍可以发现隐于其中的民法精神和独特之处。中国古代民法文化的特征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内容简单化
与罗马法以及后来的大陆法系相比,中国古代的民法极不发达。民事法律制度调整的权利义务内容多集中在婚姻、家庭关系方面,而有关物权制度、法人制度、诉讼制度这些在罗马法上发达的制度内容却很少涉及中国古代还没有现代民法中的自然人、法人的观念。在民事活动中,多不以自然人为民事主体,而是将宗族团体看作一个独立的实体。家庭事务多以家长为代表,“在家从父”、“即嫁从夫”、“夫死从子”,妇女没有民事主体地位。有尊长在,子孙不具有独立的民事权利,不是独立的民事主体,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清末变法修律。公元前594年,鲁国实行“初税亩”,“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局面被打破,国家开始承认土地的私有现象。但中国长期的封建专制统治,使得物权的规定仅涉及所有权、典权,并且极不发达。《清稗类钞》:“典质业者,以物质钱之所也。最大者为典,次曰质,又次曰押。”这说明当时仅以典质物的大小区分不同的物权现象。
与中国古代的刑法、行政法相比,民事法律制度的内容也极其简单。中国古代刑法的发达程度在世界上可谓首屈一指。。中国古代制定行政法律规范自夏朝建立开始。现存的《周官》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行政法性质的法典。《唐六典》是中国最早的一部真正意义上的行政法典。明清《会典》,内容涉及行政体制、官僚机构、行政管理体制等诸多方面。而民事关系一直被视为无关紧要的“细故”,国家很少干预。
(二)私法公法化
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客观上存在着财产关系、商品交换关系、婚姻关系和家庭关系,然而传统法律对上述私法关系的调整却采取了公法的制裁手段,即违法违制都毫无例外地规定了刑法性后果———刑罚。以契约法为例,古代法典中虽也不乏有关合同的条文,但制裁手段几乎只限于刑罚。至于合同本身的效力问题,则长期以来听任习惯法支配。例如,唐律关于“行滥短狭而卖者,杖六十”的规定,就“行滥短狭而卖”而言,无疑是有关商品买卖关系中的合同履行问题,因而该规范是民事规范,但是,对这样一种“行滥短狭”行为给予杖六十的刑罚处罚,则显然属于刑法性后果,故而该规范又完全是刑事规范。再如,《唐律疏议•杂律》规定,债务人不履行契约,违契不偿、负债不还的,要受笞二十至杖六十的处理,债权人向债务人索取财物超出契约规定数量,或债务人向债权人给付数量不足的,均应以“坐赃论”。
民事规范的刑法化也充分表现在婚姻家庭关系领域。《唐律疏议•户婚》规定:“诸同姓为婚者,各徒二年。”若卑幼不依家长而私自婚娶者,要受杖一百的处罚。“诸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孙别籍、异财者,徒三年”。明律规定:“凡同居卑幼不由尊长私擅用本家财物者,二十贯笞二十,每二十贯加一等,罪止杖一百。”又规定:“立嫡子违法者,杖八十。”很显然,这些纯属婚姻家庭关系的民事违法行为,在中国古代法律中却被认定为犯罪,并处以较为苛重的刑罚。
(三)法律伦理化
纵观中国历代封建法典,可以发现,法所调整的社会各个领域和各种社会关系,都被笼罩上了一层纲常伦理关系,伦理关系代表古代中国人身关系的全部,一切的人身关系都被纳入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这五伦之中,并以纲常伦理为出罪入罪、轻重缓急的准则,民事领域也不例外。古代中国,贵贱、上下决定每个人在社会上的地位和行为;尊卑、长幼、亲疏则决定每个人在家族以内的地位和行为。个人地位不同,彼此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也不一致。在君臣关系中,“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在《居家杂仪》有关于父子关系的内容:“凡诸卑幼,事大小,勿得专行,必咨禀于家长”,家长有家庭财产的最高支配权,有家政的最高决策权,同时,父又有将子女作为财产出卖之权,父还有主婚权。在夫妻关系中,是一家之主,有决策之全权,妇只可顺从,《礼记•郊特性》:“妇人,从人者也,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夫妻之间是极为不平等的。如《大清律例》规定:妻没有家庭财产的支配权,必须从夫,妻不得有私财,甚至改嫁时不但不能带走夫之财产部分,并且连其从娘家带来的嫁妆亦由夫家作主。
(四)均衡观
中国古代有大量关于均衡的议论。如《尚书•洪范》有:“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老子》称:“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孔子说:“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尚中庸,求和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核心地位,并成为传统价值体系中最高的价值原则。在民事领域,更是主张公允适应、不偏不倚、崇尚稳定,注重调和,反对走极端。
例如,中国古代在债权关系方面相当注重对于债务人的保护。很早就有明确限制债务利息的法律,唐宋时法律原则上不保护计息借贷债权。均衡观在财产继承方面反映的尤为显著。自秦汉以后,在财产继承方面一直贯彻“诸子均分”的原则,无论嫡庶、长幼,在继承财产方面一律平等。遗嘱继承在中国民法史上一直被忽视,在被继承人有子女时,遗嘱尤其是份额不均的遗嘱完全不被认可。
(五)多种形式间的脱节
在中国古代社会,习惯法是有适用余地的。习惯法具有属人、属地的特性,而且反映了历史的延续性和浓厚的亲情、乡情,因此,中国古代历代对习惯法都采取默认的态度。但错杂而不统一的各种民法渊源必然存在矛盾之处,两者若即若离。例如,古代社会主张“同姓不婚”。《大清律例•户律•婚姻》:“凡同姓为婚者(主婚与男女)各仗六十,离异,妇女归宗,财礼入官。”但在山西清源,陕西长安、直隶、甘肃、湖北等地都流行同姓为婚,以至迫使官府认可其合法。再如,“尊卑为婚”,按规定“若娶己之姑舅,两姨姊妹者,杖八十,并离异”,也迫于民间禁而不止,最后在附例中不得不规定:“其姑舅,两姨姊妹为婚者,听从民便。”在清代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中,除上述民事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存在矛盾外,由于立法技术不高和法理上的疏漏,即使在制定法之间,也存在着许多冲突。例如,为养父母服丧问题,《大清律例》与《大清会典》规定为“斩衰三年”,《礼部则例》则规定为“齐衰不杖期”。
二、中国古代民法不发达的原因分析
中国古代民法忽视个人,不讲平等,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中国古代民法文化的特征,那就是“不发达”。而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经济的原因也有政治、文化的原因, 具体分析如下:
(一)经济上:商品经济的落后
古今中外,凡是商品经济发达地区,其民法也较发达,凡是商品经济落后地区,其民法也较落后。商品经济是民法产生的土壤和前提条件。中国封建社会自秦朝以来,一直是一家一户、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生产仅用于自我消费,消费也基本上可以从自然经济中得到满足,个别物品的交换往往以物物相易的方式实现,货币交换与商品经济极不发达。封建统治阶级依靠对土地的所有权对农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压迫,农民被迫依附于地主的土地忍受剥削、压迫,双方根本没有平等、交换可言。自然经济具有封闭性、孤立性、单一性和自足性的特点,它造成了生产者之间的隔离,而不是相互依赖和相互交往,由于这种生产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不依赖于市场,因此,以交换为纽带的商品经济也就无从发展。商品经济的落后,束缚了调整平等主体间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民法的发展。
(二)政治上:专制主义的束缚
中国古代的政体是专制主义政体。从秦统一天下建立皇帝制度起,两千年来专制皇权不断膨胀。为了维护专制制度,封建统治者极力维护其赖以生存的自然经济基础,严厉打击一切危及国家统治和皇帝安全的行为。历代统治者都极为重视能直接产出生活或战争所需物质的农业,认为“农业是立国之根本”,而把发展商品生产认为是本末倒置。如商鞅认为:“国之所以兴者, 农战也”、“国待农战而富,主待农战而尊”。唐太宗李世民也认为:“凡事皆须务农,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历代统治者对商品生产的发展多方加以限制,阻碍了民事关系的产生。一方面,对有利可图的盐、铁、丝稠、瓷器、茶叶、酒、矿山等重要的手工业生产和贸易实行国家垄断,还颁布《盐法》、《茶律》限制私人经营;另一方面,对于民间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给予种种限制和打击。如汉高祖刘邦对富商课以重税,不允许其子孙为吏,唐朝时将工商之人列为百工杂流,同巫师相提并论,宋朝时定商税以比较,明代禁止出境营商,禁止官宦家庭经营商业,否则子孙累世不得为吏,对宦官经商者处罪。
中国古代社会强调“家国一体”。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到处充斥着君权、父权、夫权,强调家族主义,向来忽视“个人”。在家族时代,家族组织在社会中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它是社会中最基本的组织形式,有着极为广泛的社会职能,包括宗教、教育、经济以及现在专属国家的行政、司法等方面的职能。个人被束缚在家族的身份网络之中。一个人最基本的身份首先是某个家的成员,在家这样一个伦理实体中,个人主义意义上的个人是根本不存在的。
(三)文化上:重义轻利的观念
儒家传统文化历来推崇“重义轻利”的思想。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也有这样的看法,他对梁惠王说:“王何必言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秦代以后,董仲舒又进一步提出:“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谋其功”的反功利主义观点。“贵义贱利”的价值观,肯定了“义”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首要准则。孟子说:“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孟子把义作为与仁等同的概念处理。义的概念,就孟子看来,其实是宗亲关系的引申。从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儒家思想即成为封建正统思想。因此,在中国传统社会“义”成为普遍的道德要求,是儒家学说中人之所以为人的准则而加于人们的职责和义务。“重义轻利”的观念,深深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历经两千年而不衰。由于传统文化强调重义轻利,法律自然就排拒个人对私人利益和个人权利的追求,进而不断压抑商品经济的发展,而这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也正好契合。
近些年来,民法学界将较多的精力放在对大陆法系民法典的研究上,取得了丰富的理论成果,为中国民法的继受性法文化打下了厚实的基础。
但关于中国民法如何与民族传统文化沟通连接、继承认同这一重要理论区域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法与文化是不可分割的。”每一个民族的法律文化,都有其不同于其他民族的特征,表现出不同的民族地域性风格。在任何一个国家,法律制度的形成和变革总是取决于自身特定文化背景。因此,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民法法典化的社会基础,在完善民事立法和制定民法典的过程中,在研究移植罗马法时,应注意到对传统文化的吸收,要以科学、理性的态度来把握。我们必须看到,中国传统文化虽然否定了自由、平等、权利,中国民法文化先天不足,后天不良; 但是也应该看到,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作为中华民族长期社会实践的成果之一,其中诸如集体本位观念、德法并重的思想、和谐观念、善良风俗等内容在中国民法法典化的进程中仍然具有积极的正面效应和古为今用的实践价值。
北安市人民法院 钱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