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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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
法发〔2010〕51号
2010年11月26日
为总结审判经验，统一法律适用，提高审判质量，维护司法公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等法律规定，就开展案例指导工作，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 对全国法院审判、执行工作具有指导作用的指导性案例，由最高人民法院确定并统一发布。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指导性案例，是指裁判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并符合以下条件的案例：
（一）社会广泛关注的；
（二）法律规定比较原则的；
（三）具有典型性的；
（四）疑难复杂或者新类型的；
（五）其他具有指导作用的案例。
第三条 最高人民法院设立案例指导工作办公室，负责指导性案例的遴选、审查和报审工作。
第四条 最高人民法院各审判业务单位对本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认为符合本规定第二条规定的，可以向案例指导工作办公室推荐。
各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对本院和本辖区内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认为符合本规定第二条规定的，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可以向最高人民法院案例指导工作办公室推荐。
中级人民法院、基层人民法院对本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认为符合本规定第二条规定的，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层报高级人民法院，建议向最高人民法院案例指导工作办公室推荐。
第五条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专家学者、律师，以及其他关心人民法院审判、执行工作的社会各界人士对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认为符合本规定第二条规定的，可以向作出生效裁判的原审人民法院推荐。
第六条 案例指导工作办公室对于被推荐的案例，应当及时提出审查意见。符合本规定第二条规定的，应当报请院长或者主管副院长提交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指导性案例，统一在《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最高人民法院网站、《人民法院报》上以公告的形式发布。
第七条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各级人民法院审判类似案例时应当参照。
第八条 最高人民法院案例指导工作办公室每年度对指导性案例进行编纂。
第九条 本规定施行前，最高人民法院已经发布的对全国法院审判、执行工作具有指导意义的案例，根据本规定清理、编纂后，作为指导性案例公布。
第十条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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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管之行政法学解读之一旧酒新瓶：公物警察权之综合执法
刘建昆
相对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是我国《行政处罚法》上的重要制度创新。这一制度的一个基本思路是，在某些领域，将单行立法时分散授予数个不同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权，通过一定的程序，重新进行权力配置，交由一个行政机关来行使；原行政机关不得再行使行政处罚权。这项制度首先在城市管理领域得到试点和推行，也称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除了研究者过去一般认为的诸多原因之外，笔者认为还有一点不容忽视，就是这些被集中的处罚权性质上是相对一致的，即传统行政法学上所说的“公物警察权”。可以这样说，城市管理领域相对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其本质是城市公物警察权的相对集中。本文主旨就是介绍有关公物和公物警察权的有关理论知识、历史发展和立法现状。
一.设施•共用物•公物及其历史脉络
现代行政法上，警察国家已经向福利国家、给付国家的转型，以致政府越来越倾向于以行政给付手段为人民服务，除了直接动用财政补贴或者奖励行政相对人，政府在投资建设、维护各种设施，为人民提供更为先进和便利的生活条件，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尽管各种民营方式正在侵入公物领域，至少是目前，其中由行政机关提供和管理的设施还占很大一部分，而且地位仍然十分重要。在城市管理领域，尤其如此。
从城市设施角度切入公物，可能比较直观而容易理解。设施，是我国立法上常见的词语，有一百部左右的法律中使用了这一词汇。设施常与不同的修饰语组成诸如“军事设施”“市政设施”“公共设施”“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 等等。除了《军事设施保护法》，法律对其他“设施”并无过多的解释，其内涵和外延尚缺乏严格的界定。但是，即使凭借生活经验，我们也可以知道有这样特点的一类设施，例如道路：1）政府等行政主体提供或者认可，2）一般情况下无需特别许可而供公众直接使用。
在中华民国以来的传统行政法理论上，这种供人民直接使用的各类物或者设施，称作“共用物”“共用财产” “公众用物” “公共用财产” “公有公共设施公产” 等，作为“公物”或者“行政公物”的重要一种。
从现有的资料看，现代行政法上的“行政公物”起源于法国法律的“公产”（domaine public）。1833年民法学家、第戎法学院院长V•普鲁东所著的《公产论》中，首次系统地对公产理论作出了说明，指出公产“受到特殊的保护”；在19世纪后期普鲁东的理论很快为学术界和司法界所接受。 20世纪以后，法国公产理论有很大的发展，公产的范围越来越广泛，成为非常复杂的制度，通常认为，某项财产是否应享受公产的保护，根据它所履行的功能决定，不是根据它的性质决定；而且公产受特别保护程度，具有不同的等级。在法国，20世纪初之前法院认为只有直接供公众使用的财产才是公产，后来法学家奥里乌和狄骥等提出供公务用的财产也是公产；1946-1947年在法国民法改革起草委员会建议对公务用公产范围进行限制，即“该财产的自然状态或经过人为的加工以后的状态必须是专门的或主要的适应于公务所要达到的目的” 。法国的公产法已经形成十分完整的体系。
德国学者奥托•梅耶，在研究了法国的公产制度之后，试图将其引入德国行政法，但却未能使德国接受发过学说中的特别分类（即将公产所有权从民法上的私所有权独立出来），德国“公物原则上使用民事法律，但是在某些方面，特别是公共使用上，又与公法约束相重叠。” 因此，德国公物法仍然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包括了命名、使用等方面的制度。
日本行政法自明治宪法时代，法学继受了大量的德国法的因素，但也日本立法也受到了法国法的影响。作为公物法的组成部分“《道路法》借鉴了德国法，原《河川法》参考了法国法。” 日本的公物法体系也比较完整，但是，理论在公物管理权与警察权的关系问题上研究尚不充分，未能彻底厘清二者的关系，以至多有混淆。这种混淆甚至影响了我国的年轻学者。
清末以后，我国学者多有负笈东瀛，学习法律者。民国期间日本行政法持续传入中国，并形成了一定的研究规模。其中学者范扬早在1937年刊行的《行政法总论》已有公物的研究，对公物的观念、公物的性质、公物的成立及消灭，公物的管理、公务的使用诸问题缕析甚明。而“这部分内容，几乎是同时期学者所没有涉及的。”“对于当今中国行政法学所关注的给付行政法的研究，仍然不乏借鉴意义。” 民国的学术传统至今在台湾延续和发展。
受苏联行政法的影响，我国行政法早期对行政公物并未特加留意。王名扬的《法国行政法》重新开始了对于行政公物的研究。受其影响，目前出现这一内容的著作，一般仍称之为“行政公产”。从公物理论发展的脉络来看，尽管相当曲折，但是这一问题目前能够重新进入学者的视野仍然值得赞赏，因为这样就有了传统制度在现实中重新落地的可能性。
二．城市共用公物的种类与特点
公物理论和制度纷繁复杂。公物的所有权性质问题，历来是学者争议的焦点，但是对于实务工作影响不大，因而本文不予详细探讨；公物中的公用公物即以行政机关办公使用为主的公物，也不是城市管理法律中规制的重点。在城市管理中，以道路，绿化为代表的城市共用公物 及其相关法律制度，是实践中急需的，也是我们关注的焦点所在。即便如此，相关内容的详尽解说仍然十分困难，限于篇幅，本文只能大概指出与城市管理有关的共用公物的范围，作为进一步探讨的基础。
无论是物理上还是日常运作上，现代城市日益成为一个精密的机器。城市功能和性质的多样化，导致城市共用公物的多样化。按照什么样的逻辑来介绍城市共用公物的具体外延，实在是一个颇费思量的问题。列举式的介绍过于零碎，似乎容易造成不周延；在城市管理领域引入系统论的观点，将城市分为几个相对独立的子系统分别介绍的方法又有层屋叠架之弊；沿袭传统法学对于公物的分类，则因有些理论并无共识，不宜理解。以下的介绍体系，可以说是预备读者批评之用的。
1．受城市规划调整的物。城市规划是与城市建筑元素的的相互联系性（interconnectedness）和复杂性（complexity）适应的，已经作为一门专门的学科而存在。作为一种有法律意义的行政计划，经过法定程序，城市规划取得类似于抽象行政行为的效果，例如人们可以根据既定规划判断建筑行为的合法性，可以根据规划进行行政许可。城市绝大多数公物作为城市的构成元素，受到城市规划多方面的调整，特定用途的土地，例如“公园预定地”等预定公物 即是其例。建设过程中的建筑物，也是城市规划执法的重点监控目标之一。
2．进入城市范围的自然资源。包括，土地，海域，水流，湖泊等。在我国，大量的自然资源被纳入国有资产的范围，一般来说，各市县人民政府的职能部门（行政局）是最小的具有行政主体资格的管理机关，例如国土资源局，水务局，海洋局等，一般由这些局提供对具体资源的公物警察保护。
这些国有的自然资源，一旦进入城市范围，自然成为城市共有公物。应该承认，每一种公物都有其管理上的不同特点和体系，进入城市的自然资源是否需要集中管理，集中管理的程度如何，仍需细致考量。在立法没有明确之前，原有的管理体制当然延续，但在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试点中，有的地方，例如山东省曲阜市 已经将河道公物的保护执法纳入城市综合执法的范围，因此我们予以指出。
另外，城市风景区和名胜古迹，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归入自然资源公物来看待。
3．城市人工基础设施。“按照承担功能不同，城市基础设施一般包括六大系统：能源动力系统，水资源及供水排水系统、交通运输系统、邮电通信系统、生态环境系统、防灾保障系统。” 这六大系统的基础设施，以共用公物的标准来看，范围交叉很大，但又有所差异。其中非民营化的部分属于纯粹的公物，例如城市人工排水系统，道路及路灯等设施，园林子系统和环卫子系统等；也有一些公物虽然不是政府提供和经营，但政府仍可能提供公物警察的保护，构成他有公物。还应该指出的是，城市公物并非全部由综合执法机关提供公物警察权保护，例如城市消防设施就是由公安消防部门自行保护的，但这种保护仍然属于公物警察权的保护。
4．城市环境和容貌。在城市，影响城市人类活动的各种天然的和经过人工改造的外部因素，都可以称作环境。城市环境作为公物，是最近今年才发展出来的新的理论。“一方面是考虑到环境事实上一直为公众所共同利用，且任何人不能排除他人对环境的利用；另一方面是因为环境所有权主体严重虚位而使恣意破坏环境的行为难以得到遏制，已经严重威胁到人类的生存，从而使洁净的环境变得越来越稀缺而具有更高的财产价值。” 按照有关规定，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机构在噪声污染防治、大气污染防治和水污染防治等方面，已经承担了一部分环境保护的任务。
城市容貌其实是环境的一种，也是无体公物。目前城市容貌方面法规的科学性不是很好，主要是与其他公物管理法规之间的界限没有厘清，例如将违反城市规划的违章建筑也按照市容的有关规定进行处理。这是一种不正常做法，“市容是个筐，啥都往里装”式的城市容貌，亟待进行科学化的界定。
城市共用公物体系化地、逻辑周延地的介绍出来，实在是十分困难的事。有一点必须指出，公物之所以成为公物，应该是一种法律状态而不是事实状态（即便有些制定法上公物尚未纳入）。尽管民营化浪潮似乎在大量的改变公物的所有权，但是并没有缩减公物的外延，只要法律认为必要，仍可为他有公物甚至私有公物提供足够的警察权保护。
学者一般认为，公物有四个特征：原则上为不融通物；不适用民法取得时效之规定；原则上不得为民事强制执行之标的；原则上不得为公共用征收。 其实，对重要的公物的侵害和不正当利用行为，动用公物警察权进行保护，也应该算作公物的一个显著特点。
三．从公物警察权到综合执法
“公产保护的最大特点，是为了保护公产的物质完整、不被损害和侵占，公产管理机关具有警察权力，可以制定公产保管条例，对违反条例的人给予处罚。” 正是这种以行政警察权力现实公产公物的保护的做法，体现了公产与其他财产不同的特殊地位。在公物制度的发源地法国，这些权力称为“公产保护的警察权力”；其中的处罚部分为“道路违警” 。公物警察权，也叫公物治安权，学理上早已有之。“公物警察，为维持社会秩序，就中为防遏关于公物之自然的、人为的危害，而限制人民自由之作用，为国家警察一种。” 这里的“警察”学术上并非限于通常理解的公安机关人民警察，而是“广泛地指为了维持社会公共的安全和秩序，基于一般统治权，对国民进行命令、强制的作用。”
公物警察权与一般公物管理权不同。广义的公物管理权，在现状之维持改善的狭义管理权之外，还包括可“公物之新设，使用之开始，为特定人设定权利，向私人征收使用费以及为共用之停止废止” ，是公物管理者的当然权利。而公物警察权则即基于国家统治的强制力，适用法律保留原则，法律无授权则无权力。理论上这两种权力没有包容和被包容的关系。
公物警察权与家宅权或家主权（Hausrecht）不同。公物警察权存在于绝对公物上，而家宅权存在于所谓办公楼等建筑物或公共设施等相对公物之上,是针对“不符合资格之利用者，得拒绝之权能” 。实际上家宅权只是一种来自民法物权的请求权，当行使家宅权不能达到保护公物的目的，就要求助于一般治安警察权，而不能自行“采取实力进行退却强制” 。
公物警察权与一般治安警察权也不同。法国“承认公产上有两种警察权” ，二者的目的不同，性质和特点也有区别。一般来说上公物警察权具有一定的物质和财产性，一般警察权则具有安全和秩序性。二者是互为补充的，当运用公物警察权的罚款和修复责任权能不足以达到目的，就有赖于公物警察以外的拥有一般警察权的行政机关介入。“二者相结合，才能对公产提供完整的保护。”
认真总结公物警察权的特点，是将公物警察权与其他行政权加以区分的需要，也是判断一项行政职权是否属于公物警察权的需要。我们认为，公物警察权的特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警察性。警察权“是行政活动的某种方式和权力”。 公物警察权既然属于一种警察权，必然具有警察权区别于其他行政权和公务活动的特点，即其活动方式是限制人民自由，满足公共秩序方面的公共利益。
2.专门性。公物警察权的目的和内容十分明显，即对共用公物进行保护，具体讲就是对破坏公物本身的行为以及违规利用公物的行为，加以阻止、惩处、甚至追偿。当然，这些公物必须是法定种类的公物，经过法定程序，正式投入使用，尚在使用期间的共用公物。
3．综合性。从警察活动和警察权采取的行为手段看，单纯的一种行政行为手段很难奏效，必须多种行政行为；这些行为普遍具有相当的强制性，会给相对人带来一定的不利益，因此必须在法定的范围，按法定的程序行使。
我国现行法规中城市管理行政执法的公物警察权属性十分明显；正确认识城市管理综合执法与相对集中行使处罚权的公物警察权属性，并非什么惊人之举，而恰恰是新实践与旧理论的结合，是将制度创新纳入既有的行政法理论体系的一种扬弃。早期人们并没有把公物警察权与综合执法、相对集中处罚权联系起来。原因有三：一是我国学者对于公物、公物警察权研究的断层至今尚未完全弥合；二是学者对相对集中处罚权的实施仍然着眼于现实中的原因 、执法主体的变更和执法权的再分配层面，而集中的对象——行政权本身缺乏深刻认识；加之“城市管理领域”的范围界定大而无当，学力不足者很难一眼看出其中的规律性。但是，在没有成熟理论指导的情况下，在城市管理领域开展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的试点和推广，从而使公物警察权与相对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走到一起，说明这一做法是有其客观合理性的。
随着认识的深入，我们发现单纯的集中行政处罚权难以涵盖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所需要的全部行政权，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应当是包括了行政处罚权和一定程度的行政命令权，行政即时强制权，行政强制执行权甚至行政裁判权在内的行政权的集合。这些带有一定强制性的行政行为权，与传统理论上的警察权大致相当，也与前述公物警察权的综合性相契合。而正确认识公物警察权，是给城市管理行政执法以正确的定位，为其科学的配置职权的一个理论基础。
重庆市人民政府
重庆市行政决策听证暂行办法
（2004年5月21日重庆市人民政府第30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 2004年6月2日重庆市人民政府令第171号公布 自2004年7月1日起施行）
第一条 为进一步提高行政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市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所属行政主管部门（以下统称为行政机关）依职权组织听证，适用本办法。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条 行政决策涉及下列事项之一的，行政机关应当依照本办法组织听证，但因情况紧急须即时决定的除外：
（一）编制城市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经公示有较大异议的；
（二）拟定或者修改城市房屋拆迁、农村土地征用的补偿安置方式和标准；
（三）设定或调整水、电、气、路桥、教育、卫生、公共交通（含出租汽车）、污水处理、垃圾处理等公用事业的收费项目及标准；
（四）开挖、改造城市主干道；
（五）可能对生态环境、城市功能造成重大影响的政府投资项目的立项审批或核准；
（六）重大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
（七）财政预算追加；
（八）与公共安全直接有关、人民群众普遍关注的重大行政措施；
（九）调整最低工资、最低生活保障金或失业保险金标准；
（十）直接和广泛涉及群众利益的重大立法项目；
（十一）行政机关认为应当听证的其他事项。
第四条 听证由拟作出行政决策或提出行政决策建议的行政机关组织。
组织听证的行政机关为该听证事项的听证机关。
应当由市人民政府组织听证的事项，市人民政府可以指定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或有关工作机构组织。
有关部门和机构可以联合组织听证。
第五条 听证应当遵循公正、公开、公平和便民的原则，充分听取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意见，保障其陈述意见的权利。
依职权组织的听证，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外，应公开举行，并接受社会监督。
第六条 符合听证机关规定条件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均可报名参加听证，也可推选代表参加听证。
听证机关根据拟听证事项和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的申请情况，按照参加听证的人员应当具有广泛性、代表性的原则，确定参加听证的人员。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推选的代表，符合听证机关条件的，应当确定为参加听证的人员。
第七条 听证参加人包括听证人、陈述人、旁听人。
第八条 听证人由听证机关指定。听证设主持人，在听证人中产生，但须是听证机关的有关负责人。主持人应指定记录员，具体承担听证准备和听证记录工作。
第九条 主持人与听证事项有利害关系或者有其他可能影响听证会公正性的，应当回避。
陈述人可以在听证会开始前向听证机关提出主持人回避的申请。
主持人的回避，由听证机关决定。
第十条 听证陈述人是指出席听证会并就听证事项进行陈述的人，包括经办方陈述人和公众方陈述人。
经办方陈述人由拟听证事项经办机构指派的人员组成。
公众方陈述人由下列人员组成：
（一）与听证事项有利害关系的当事人；
（二）了解听证事项的专家；
（三）与听证事项有关并提供相关事实的其他组织和个人；
（四）听证机关邀请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有关专家。
第十一条 旁听人是指经自愿报名、听证机关确定，参加相关听证旁听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代表。旁听人的人数及产生方式由听证机关确定。
第十二条 听证机关应当在听证会举行15日前公告听证会的时间、地点、出席听证会的人数、听证事项以及陈述人、旁听人报名办法等有关事项。
第十三条 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要求陈述或旁听的，应当按照公告的规定，在听证会举行10日前向听证机关提交报名申请。
听证陈述人报名申请书应当载明个人简历、对听证事项的意见摘要等内容。
第十四条 听证机关应当合理确定各方听证陈述人的人数。
参加听证会的不同利益关系各方或不同意见各方的听证陈述人人数应当大致相等。
第十五条 听证机关应当在听证会举行5日前确定听证陈述人。
第十六条 有关单位和个人对确定的陈述人身份或者利害关系各方陈述人的人数有异议的，可以在听证会开始前向听证机关提出，由听证机关决定是否变更或者追加陈述人。
第十七条 听证机关确定的陈述人应当出席听证会并陈述意见；不能出席听证会的，应当提前3天通知听证机关。
经听证机关同意，陈述人可以委托他人出席听证会或者提供书面陈述材料。听证机关认为必要的，也可以要求陈述人提供书面材料。
第十八条 在听证开始前，记录员应当查明听证参加人的到场情况，宣布听证纪律和听证会场有关注意事项。
第十九条 听证发言顺序：
（一）经办方陈述人；
（二）反对方或持有其他不同意见的陈述人；
（三）与听证事项有利害关系的陈述人；
（四）了解听证事项的陈述人；
（五）专家陈述人。
主持人应当公平、合理地确定陈述人发言的具体顺序及发言时间。
第二十条 陈述人在陈述或回答听证人询问、介绍与听证事项有关的情况时，应当保证其事实的客观性和真实性。
经主持人同意，陈述人可以书面或者其他方式进行陈述。
第二十一条 出席听证会的陈述人认为听证会程序违反本规定的，可以向主持人或者听证机关提出。主持人或者听证机关应当对陈述人提出的异议予以答复。
第二十二条 主持人可以询问陈述人。其他听证人也可以询问陈述人。
经办方陈述人应当回答听证人的询问。但对与听证事项无关的问题，经主持人主同意，可以不予回答。
第二十三条 陈述人可以就听证事项提交有关证据材料；必要时，主持人也可以要求陈述人提供有关证据材料。
第二十四条 在主持人的主持下，各方陈述人可以就主要事实及争议进行辩论。
第二十五条 陈述人发言和辩论结束后，经主持人许可，旁听人可以就听证事项发言。
第二十六条 出席听证会的陈述人和旁听人应当遵守听证会的纪律，不得有妨碍听证会秩序的行为。
对违反听证会纪律的，主持人应当予以制止；拒不改正的，可以责令退场。
第二十七条 听证记录应当载明下列事项，并由听证人和记录员签名：
（一）听证事项名称；
（二）听证参加人的基本情况；
（三）听证的时间、地点；
（四）听证公开情况；
（五）拟听证事项的理由、依据和有关材料；
（六）听证参加人的观点、理由和依据；
（七）主持人对听证活动中有关事项的处理情况；
（八）延期、中止或者终止的说明；
（九）主持人认为需要载明的其他事项。
第二十八条 听证记录应当交陈述人核对，陈述人认为记录有错漏的，有权要求补正。
听证结束后，主持人和其他听证人应当进行听证评议。
第二十九条 听证机关应当在举行听证会后7个工作日内，根据听证记录和评议制作包括下列内容的听证纪要：
（一）听证会的基本情况；
（二）听证的事项；
（三）对听证事项赞同的情况；
（四）对听证事项的意见分歧；
（五）对听证意见的处理建议。
第三十条 听证纪要应当作为听证机关行政决策或提出行政决策建议的重要依据。
听证机关在提出行政决策建议时应当附具听证纪要。对未附具听证纪要的，决策机关不得受理。
第三十一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延期举行听证会，但延期不能超过两次：
（一）出席听证会的听证人未达到规定人数的；
（二）主要陈述人没有出席听证会的；
（三）需要增加新的陈述人或者调查、补充新的证据材料的；
（四）陈述人临时提出听证主持人回避申请被接受，听证机关不能及时更换主持人的；
（五）其他需要延期的情况。
第三十二条 按照本办法规定应当听证的事项而未组织听证并造成重大不良影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追究行政责任。
第三十三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有关部门应当对其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员给予通报批评；情节严重的，给予行政处分：
（一）经办方陈述人无正当理由不出席听证会或者拒绝在听证会上陈述的；
（二）经办方陈述人在听证会上陈述不实或提供虚假、错误信息的。
第三十四条 听证机关组织听证应当提供必需的场地、设备和其他工作条件，所需经费由同级财政予以保障。组织听证不得向管理相对人收取或者变相收取任何费用。
第三十五条 听证机关可以根据本规定和每次听证会的情况制定具体的听证办法并予以公告。
第三十六条 本办法自2004年7月1日起施行。
刘建昆
相对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是我国《行政处罚法》上的重要制度创新。这一制度的一个基本思路是，在某些领域，将单行立法时分散授予数个不同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权，通过一定的程序，重新进行权力配置，交由一个行政机关来行使；原行政机关不得再行使行政处罚权。这项制度首先在城市管理领域得到试点和推行，也称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除了研究者过去一般认为的诸多原因之外，笔者认为还有一点不容忽视，就是这些被集中的处罚权性质上是相对一致的，即传统行政法学上所说的“公物警察权”。可以这样说，城市管理领域相对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其本质是城市公物警察权的相对集中。本文主旨就是介绍有关公物和公物警察权的有关理论知识、历史发展和立法现状。
一.设施•共用物•公物及其历史脉络
现代行政法上，警察国家已经向福利国家、给付国家的转型，以致政府越来越倾向于以行政给付手段为人民服务，除了直接动用财政补贴或者奖励行政相对人，政府在投资建设、维护各种设施，为人民提供更为先进和便利的生活条件，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尽管各种民营方式正在侵入公物领域，至少是目前，其中由行政机关提供和管理的设施还占很大一部分，而且地位仍然十分重要。在城市管理领域，尤其如此。
从城市设施角度切入公物，可能比较直观而容易理解。设施，是我国立法上常见的词语，有一百部左右的法律中使用了这一词汇。设施常与不同的修饰语组成诸如“军事设施”“市政设施”“公共设施”“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 等等。除了《军事设施保护法》，法律对其他“设施”并无过多的解释，其内涵和外延尚缺乏严格的界定。但是，即使凭借生活经验，我们也可以知道有这样特点的一类设施，例如道路：1）政府等行政主体提供或者认可，2）一般情况下无需特别许可而供公众直接使用。
在中华民国以来的传统行政法理论上，这种供人民直接使用的各类物或者设施，称作“共用物”“共用财产” “公众用物” “公共用财产” “公有公共设施公产” 等，作为“公物”或者“行政公物”的重要一种。
从现有的资料看，现代行政法上的“行政公物”起源于法国法律的“公产”（domaine public）。1833年民法学家、第戎法学院院长V•普鲁东所著的《公产论》中，首次系统地对公产理论作出了说明，指出公产“受到特殊的保护”；在19世纪后期普鲁东的理论很快为学术界和司法界所接受。 20世纪以后，法国公产理论有很大的发展，公产的范围越来越广泛，成为非常复杂的制度，通常认为，某项财产是否应享受公产的保护，根据它所履行的功能决定，不是根据它的性质决定；而且公产受特别保护程度，具有不同的等级。在法国，20世纪初之前法院认为只有直接供公众使用的财产才是公产，后来法学家奥里乌和狄骥等提出供公务用的财产也是公产；1946-1947年在法国民法改革起草委员会建议对公务用公产范围进行限制，即“该财产的自然状态或经过人为的加工以后的状态必须是专门的或主要的适应于公务所要达到的目的” 。法国的公产法已经形成十分完整的体系。
德国学者奥托•梅耶，在研究了法国的公产制度之后，试图将其引入德国行政法，但却未能使德国接受发过学说中的特别分类（即将公产所有权从民法上的私所有权独立出来），德国“公物原则上使用民事法律，但是在某些方面，特别是公共使用上，又与公法约束相重叠。” 因此，德国公物法仍然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包括了命名、使用等方面的制度。
日本行政法自明治宪法时代，法学继受了大量的德国法的因素，但也日本立法也受到了法国法的影响。作为公物法的组成部分“《道路法》借鉴了德国法，原《河川法》参考了法国法。” 日本的公物法体系也比较完整，但是，理论在公物管理权与警察权的关系问题上研究尚不充分，未能彻底厘清二者的关系，以至多有混淆。这种混淆甚至影响了我国的年轻学者。
清末以后，我国学者多有负笈东瀛，学习法律者。民国期间日本行政法持续传入中国，并形成了一定的研究规模。其中学者范扬早在1937年刊行的《行政法总论》已有公物的研究，对公物的观念、公物的性质、公物的成立及消灭，公物的管理、公务的使用诸问题缕析甚明。而“这部分内容，几乎是同时期学者所没有涉及的。”“对于当今中国行政法学所关注的给付行政法的研究，仍然不乏借鉴意义。” 民国的学术传统至今在台湾延续和发展。
受苏联行政法的影响，我国行政法早期对行政公物并未特加留意。王名扬的《法国行政法》重新开始了对于行政公物的研究。受其影响，目前出现这一内容的著作，一般仍称之为“行政公产”。从公物理论发展的脉络来看，尽管相当曲折，但是这一问题目前能够重新进入学者的视野仍然值得赞赏，因为这样就有了传统制度在现实中重新落地的可能性。
二．城市共用公物的种类与特点
公物理论和制度纷繁复杂。公物的所有权性质问题，历来是学者争议的焦点，但是对于实务工作影响不大，因而本文不予详细探讨；公物中的公用公物即以行政机关办公使用为主的公物，也不是城市管理法律中规制的重点。在城市管理中，以道路，绿化为代表的城市共用公物 及其相关法律制度，是实践中急需的，也是我们关注的焦点所在。即便如此，相关内容的详尽解说仍然十分困难，限于篇幅，本文只能大概指出与城市管理有关的共用公物的范围，作为进一步探讨的基础。
无论是物理上还是日常运作上，现代城市日益成为一个精密的机器。城市功能和性质的多样化，导致城市共用公物的多样化。按照什么样的逻辑来介绍城市共用公物的具体外延，实在是一个颇费思量的问题。列举式的介绍过于零碎，似乎容易造成不周延；在城市管理领域引入系统论的观点，将城市分为几个相对独立的子系统分别介绍的方法又有层屋叠架之弊；沿袭传统法学对于公物的分类，则因有些理论并无共识，不宜理解。以下的介绍体系，可以说是预备读者批评之用的。
1．受城市规划调整的物。城市规划是与城市建筑元素的的相互联系性（interconnectedness）和复杂性（complexity）适应的，已经作为一门专门的学科而存在。作为一种有法律意义的行政计划，经过法定程序，城市规划取得类似于抽象行政行为的效果，例如人们可以根据既定规划判断建筑行为的合法性，可以根据规划进行行政许可。城市绝大多数公物作为城市的构成元素，受到城市规划多方面的调整，特定用途的土地，例如“公园预定地”等预定公物 即是其例。建设过程中的建筑物，也是城市规划执法的重点监控目标之一。
2．进入城市范围的自然资源。包括，土地，海域，水流，湖泊等。在我国，大量的自然资源被纳入国有资产的范围，一般来说，各市县人民政府的职能部门（行政局）是最小的具有行政主体资格的管理机关，例如国土资源局，水务局，海洋局等，一般由这些局提供对具体资源的公物警察保护。
这些国有的自然资源，一旦进入城市范围，自然成为城市共有公物。应该承认，每一种公物都有其管理上的不同特点和体系，进入城市的自然资源是否需要集中管理，集中管理的程度如何，仍需细致考量。在立法没有明确之前，原有的管理体制当然延续，但在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试点中，有的地方，例如山东省曲阜市 已经将河道公物的保护执法纳入城市综合执法的范围，因此我们予以指出。
另外，城市风景区和名胜古迹，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归入自然资源公物来看待。
3．城市人工基础设施。“按照承担功能不同，城市基础设施一般包括六大系统：能源动力系统，水资源及供水排水系统、交通运输系统、邮电通信系统、生态环境系统、防灾保障系统。” 这六大系统的基础设施，以共用公物的标准来看，范围交叉很大，但又有所差异。其中非民营化的部分属于纯粹的公物，例如城市人工排水系统，道路及路灯等设施，园林子系统和环卫子系统等；也有一些公物虽然不是政府提供和经营，但政府仍可能提供公物警察的保护，构成他有公物。还应该指出的是，城市公物并非全部由综合执法机关提供公物警察权保护，例如城市消防设施就是由公安消防部门自行保护的，但这种保护仍然属于公物警察权的保护。
4．城市环境和容貌。在城市，影响城市人类活动的各种天然的和经过人工改造的外部因素，都可以称作环境。城市环境作为公物，是最近今年才发展出来的新的理论。“一方面是考虑到环境事实上一直为公众所共同利用，且任何人不能排除他人对环境的利用；另一方面是因为环境所有权主体严重虚位而使恣意破坏环境的行为难以得到遏制，已经严重威胁到人类的生存，从而使洁净的环境变得越来越稀缺而具有更高的财产价值。” 按照有关规定，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机构在噪声污染防治、大气污染防治和水污染防治等方面，已经承担了一部分环境保护的任务。
城市容貌其实是环境的一种，也是无体公物。目前城市容貌方面法规的科学性不是很好，主要是与其他公物管理法规之间的界限没有厘清，例如将违反城市规划的违章建筑也按照市容的有关规定进行处理。这是一种不正常做法，“市容是个筐，啥都往里装”式的城市容貌，亟待进行科学化的界定。
城市共用公物体系化地、逻辑周延地的介绍出来，实在是十分困难的事。有一点必须指出，公物之所以成为公物，应该是一种法律状态而不是事实状态（即便有些制定法上公物尚未纳入）。尽管民营化浪潮似乎在大量的改变公物的所有权，但是并没有缩减公物的外延，只要法律认为必要，仍可为他有公物甚至私有公物提供足够的警察权保护。
学者一般认为，公物有四个特征：原则上为不融通物；不适用民法取得时效之规定；原则上不得为民事强制执行之标的；原则上不得为公共用征收。 其实，对重要的公物的侵害和不正当利用行为，动用公物警察权进行保护，也应该算作公物的一个显著特点。
三．从公物警察权到综合执法
“公产保护的最大特点，是为了保护公产的物质完整、不被损害和侵占，公产管理机关具有警察权力，可以制定公产保管条例，对违反条例的人给予处罚。” 正是这种以行政警察权力现实公产公物的保护的做法，体现了公产与其他财产不同的特殊地位。在公物制度的发源地法国，这些权力称为“公产保护的警察权力”；其中的处罚部分为“道路违警” 。公物警察权，也叫公物治安权，学理上早已有之。“公物警察，为维持社会秩序，就中为防遏关于公物之自然的、人为的危害，而限制人民自由之作用，为国家警察一种。” 这里的“警察”学术上并非限于通常理解的公安机关人民警察，而是“广泛地指为了维持社会公共的安全和秩序，基于一般统治权，对国民进行命令、强制的作用。”
公物警察权与一般公物管理权不同。广义的公物管理权，在现状之维持改善的狭义管理权之外，还包括可“公物之新设，使用之开始，为特定人设定权利，向私人征收使用费以及为共用之停止废止” ，是公物管理者的当然权利。而公物警察权则即基于国家统治的强制力，适用法律保留原则，法律无授权则无权力。理论上这两种权力没有包容和被包容的关系。
公物警察权与家宅权或家主权（Hausrecht）不同。公物警察权存在于绝对公物上，而家宅权存在于所谓办公楼等建筑物或公共设施等相对公物之上,是针对“不符合资格之利用者，得拒绝之权能” 。实际上家宅权只是一种来自民法物权的请求权，当行使家宅权不能达到保护公物的目的，就要求助于一般治安警察权，而不能自行“采取实力进行退却强制” 。
公物警察权与一般治安警察权也不同。法国“承认公产上有两种警察权” ，二者的目的不同，性质和特点也有区别。一般来说上公物警察权具有一定的物质和财产性，一般警察权则具有安全和秩序性。二者是互为补充的，当运用公物警察权的罚款和修复责任权能不足以达到目的，就有赖于公物警察以外的拥有一般警察权的行政机关介入。“二者相结合，才能对公产提供完整的保护。”
认真总结公物警察权的特点，是将公物警察权与其他行政权加以区分的需要，也是判断一项行政职权是否属于公物警察权的需要。我们认为，公物警察权的特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警察性。警察权“是行政活动的某种方式和权力”。 公物警察权既然属于一种警察权，必然具有警察权区别于其他行政权和公务活动的特点，即其活动方式是限制人民自由，满足公共秩序方面的公共利益。
2.专门性。公物警察权的目的和内容十分明显，即对共用公物进行保护，具体讲就是对破坏公物本身的行为以及违规利用公物的行为，加以阻止、惩处、甚至追偿。当然，这些公物必须是法定种类的公物，经过法定程序，正式投入使用，尚在使用期间的共用公物。
3．综合性。从警察活动和警察权采取的行为手段看，单纯的一种行政行为手段很难奏效，必须多种行政行为；这些行为普遍具有相当的强制性，会给相对人带来一定的不利益，因此必须在法定的范围，按法定的程序行使。
我国现行法规中城市管理行政执法的公物警察权属性十分明显；正确认识城市管理综合执法与相对集中行使处罚权的公物警察权属性，并非什么惊人之举，而恰恰是新实践与旧理论的结合，是将制度创新纳入既有的行政法理论体系的一种扬弃。早期人们并没有把公物警察权与综合执法、相对集中处罚权联系起来。原因有三：一是我国学者对于公物、公物警察权研究的断层至今尚未完全弥合；二是学者对相对集中处罚权的实施仍然着眼于现实中的原因 、执法主体的变更和执法权的再分配层面，而集中的对象——行政权本身缺乏深刻认识；加之“城市管理领域”的范围界定大而无当，学力不足者很难一眼看出其中的规律性。但是，在没有成熟理论指导的情况下，在城市管理领域开展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的试点和推广，从而使公物警察权与相对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走到一起，说明这一做法是有其客观合理性的。
随着认识的深入，我们发现单纯的集中行政处罚权难以涵盖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所需要的全部行政权，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应当是包括了行政处罚权和一定程度的行政命令权，行政即时强制权，行政强制执行权甚至行政裁判权在内的行政权的集合。这些带有一定强制性的行政行为权，与传统理论上的警察权大致相当，也与前述公物警察权的综合性相契合。而正确认识公物警察权，是给城市管理行政执法以正确的定位，为其科学的配置职权的一个理论基础。
重庆市行政决策听证暂行办法
重庆市行政决策听证暂行办法
（2004年5月21日重庆市人民政府第30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 2004年6月2日重庆市人民政府令第171号公布 自2004年7月1日起施行）
第一条 为进一步提高行政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市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所属行政主管部门（以下统称为行政机关）依职权组织听证，适用本办法。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条 行政决策涉及下列事项之一的，行政机关应当依照本办法组织听证，但因情况紧急须即时决定的除外：
（一）编制城市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经公示有较大异议的；
（二）拟定或者修改城市房屋拆迁、农村土地征用的补偿安置方式和标准；
（三）设定或调整水、电、气、路桥、教育、卫生、公共交通（含出租汽车）、污水处理、垃圾处理等公用事业的收费项目及标准；
（四）开挖、改造城市主干道；
（五）可能对生态环境、城市功能造成重大影响的政府投资项目的立项审批或核准；
（六）重大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
（七）财政预算追加；
（八）与公共安全直接有关、人民群众普遍关注的重大行政措施；
（九）调整最低工资、最低生活保障金或失业保险金标准；
（十）直接和广泛涉及群众利益的重大立法项目；
（十一）行政机关认为应当听证的其他事项。
第四条 听证由拟作出行政决策或提出行政决策建议的行政机关组织。
组织听证的行政机关为该听证事项的听证机关。
应当由市人民政府组织听证的事项，市人民政府可以指定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或有关工作机构组织。
有关部门和机构可以联合组织听证。
第五条 听证应当遵循公正、公开、公平和便民的原则，充分听取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意见，保障其陈述意见的权利。
依职权组织的听证，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外，应公开举行，并接受社会监督。
第六条 符合听证机关规定条件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均可报名参加听证，也可推选代表参加听证。
听证机关根据拟听证事项和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的申请情况，按照参加听证的人员应当具有广泛性、代表性的原则，确定参加听证的人员。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推选的代表，符合听证机关条件的，应当确定为参加听证的人员。
第七条 听证参加人包括听证人、陈述人、旁听人。
第八条 听证人由听证机关指定。听证设主持人，在听证人中产生，但须是听证机关的有关负责人。主持人应指定记录员，具体承担听证准备和听证记录工作。
第九条 主持人与听证事项有利害关系或者有其他可能影响听证会公正性的，应当回避。
陈述人可以在听证会开始前向听证机关提出主持人回避的申请。
主持人的回避，由听证机关决定。
第十条 听证陈述人是指出席听证会并就听证事项进行陈述的人，包括经办方陈述人和公众方陈述人。
经办方陈述人由拟听证事项经办机构指派的人员组成。
公众方陈述人由下列人员组成：
（一）与听证事项有利害关系的当事人；
（二）了解听证事项的专家；
（三）与听证事项有关并提供相关事实的其他组织和个人；
（四）听证机关邀请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有关专家。
第十一条 旁听人是指经自愿报名、听证机关确定，参加相关听证旁听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代表。旁听人的人数及产生方式由听证机关确定。
第十二条 听证机关应当在听证会举行15日前公告听证会的时间、地点、出席听证会的人数、听证事项以及陈述人、旁听人报名办法等有关事项。
第十三条 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要求陈述或旁听的，应当按照公告的规定，在听证会举行10日前向听证机关提交报名申请。
听证陈述人报名申请书应当载明个人简历、对听证事项的意见摘要等内容。
第十四条 听证机关应当合理确定各方听证陈述人的人数。
参加听证会的不同利益关系各方或不同意见各方的听证陈述人人数应当大致相等。
第十五条 听证机关应当在听证会举行5日前确定听证陈述人。
第十六条 有关单位和个人对确定的陈述人身份或者利害关系各方陈述人的人数有异议的，可以在听证会开始前向听证机关提出，由听证机关决定是否变更或者追加陈述人。
第十七条 听证机关确定的陈述人应当出席听证会并陈述意见；不能出席听证会的，应当提前3天通知听证机关。
经听证机关同意，陈述人可以委托他人出席听证会或者提供书面陈述材料。听证机关认为必要的，也可以要求陈述人提供书面材料。
第十八条 在听证开始前，记录员应当查明听证参加人的到场情况，宣布听证纪律和听证会场有关注意事项。
第十九条 听证发言顺序：
（一）经办方陈述人；
（二）反对方或持有其他不同意见的陈述人；
（三）与听证事项有利害关系的陈述人；
（四）了解听证事项的陈述人；
（五）专家陈述人。
主持人应当公平、合理地确定陈述人发言的具体顺序及发言时间。
第二十条 陈述人在陈述或回答听证人询问、介绍与听证事项有关的情况时，应当保证其事实的客观性和真实性。
经主持人同意，陈述人可以书面或者其他方式进行陈述。
第二十一条 出席听证会的陈述人认为听证会程序违反本规定的，可以向主持人或者听证机关提出。主持人或者听证机关应当对陈述人提出的异议予以答复。
第二十二条 主持人可以询问陈述人。其他听证人也可以询问陈述人。
经办方陈述人应当回答听证人的询问。但对与听证事项无关的问题，经主持人主同意，可以不予回答。
第二十三条 陈述人可以就听证事项提交有关证据材料；必要时，主持人也可以要求陈述人提供有关证据材料。
第二十四条 在主持人的主持下，各方陈述人可以就主要事实及争议进行辩论。
第二十五条 陈述人发言和辩论结束后，经主持人许可，旁听人可以就听证事项发言。
第二十六条 出席听证会的陈述人和旁听人应当遵守听证会的纪律，不得有妨碍听证会秩序的行为。
对违反听证会纪律的，主持人应当予以制止；拒不改正的，可以责令退场。
第二十七条 听证记录应当载明下列事项，并由听证人和记录员签名：
（一）听证事项名称；
（二）听证参加人的基本情况；
（三）听证的时间、地点；
（四）听证公开情况；
（五）拟听证事项的理由、依据和有关材料；
（六）听证参加人的观点、理由和依据；
（七）主持人对听证活动中有关事项的处理情况；
（八）延期、中止或者终止的说明；
（九）主持人认为需要载明的其他事项。
第二十八条 听证记录应当交陈述人核对，陈述人认为记录有错漏的，有权要求补正。
听证结束后，主持人和其他听证人应当进行听证评议。
第二十九条 听证机关应当在举行听证会后7个工作日内，根据听证记录和评议制作包括下列内容的听证纪要：
（一）听证会的基本情况；
（二）听证的事项；
（三）对听证事项赞同的情况；
（四）对听证事项的意见分歧；
（五）对听证意见的处理建议。
第三十条 听证纪要应当作为听证机关行政决策或提出行政决策建议的重要依据。
听证机关在提出行政决策建议时应当附具听证纪要。对未附具听证纪要的，决策机关不得受理。
第三十一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延期举行听证会，但延期不能超过两次：
（一）出席听证会的听证人未达到规定人数的；
（二）主要陈述人没有出席听证会的；
（三）需要增加新的陈述人或者调查、补充新的证据材料的；
（四）陈述人临时提出听证主持人回避申请被接受，听证机关不能及时更换主持人的；
（五）其他需要延期的情况。
第三十二条 按照本办法规定应当听证的事项而未组织听证并造成重大不良影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追究行政责任。
第三十三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有关部门应当对其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员给予通报批评；情节严重的，给予行政处分：
（一）经办方陈述人无正当理由不出席听证会或者拒绝在听证会上陈述的；
（二）经办方陈述人在听证会上陈述不实或提供虚假、错误信息的。
第三十四条 听证机关组织听证应当提供必需的场地、设备和其他工作条件，所需经费由同级财政予以保障。组织听证不得向管理相对人收取或者变相收取任何费用。
第三十五条 听证机关可以根据本规定和每次听证会的情况制定具体的听证办法并予以公告。
第三十六条 本办法自2004年7月1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