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川市国有土地收益金征收管理暂行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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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川市国有土地收益金征收管理暂行办法
陕西省铜川市人民政府
铜川市人民政府令
第1号
《铜川市国有土地收益金征收管理暂行办法》已由市政府第６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发布，自2002年1月1日起施行。
市长：李晓东
二OO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铜川市国有土地收益金征收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了依法规范土地使用行为，强化国有土地收益金征收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房地产管理法》、国务院《关于加强国有土地资产管理的通知》及财政部《关于国有土地使用权有偿使用收入征收管理的暂行办法》，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土地收益金
土地使用者将其所使用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含连同地面建筑物一同转让）给第三者时，就其转让土地交易额按规定比例向财政部门缴纳的价款。
土地使用者将其所使用的土地使用权出租（含连同地面建筑物一同出租）给其他使用者时，就其所获得的租金收入按规定比例向财政部门缴纳的价款。
第三条 征收范围：城市规划区。
第四条 凡在本办法规定范围内以划拨方式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单位或个人，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必须按本办法规定缴纳土地收益金。
（一）直接出租土地使用权的；
（二）出租房屋连同出租土地使用权的；
（三）改变原土地用途，用于经营的；
（四）改制企业未依法处置土地资产的；
（五）以土地使用权作价入股，联营联建、合资经营或以地易房的；
（六）“三资企业”无偿使用国有土地的；
（七）法律、法规规定的其它用地。
第五条 转让土地使用权或转让房屋连同转让土地使用权的，按《铜川市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试行办法》执行。改制企业依法处置国有土地使用权的，按合同规定交纳土地收益金。
第六条 出租土地使用权或出租房屋连同出租土地使用权按下列标准征收。
（一）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及社会团体出租办公或其它用房，按租金总额的20％征收土地收益金。
（二）企业单位及个人以对外招租方式出租房屋，按租金总额的10％征收土地收益金。
（三）以划拨土地使用权出租用于修理、回收、堆料、停车等经营性活动的，按租金总额的30％征收土地收益金。
（四）以划拨土地使用权作价入股，联营联建、合资经营或以地易房、以地易物的，按土地实际收益的40％一次性征收土地收益金。
（五）“三资企业”无偿使用国有土地的，由土地行政主管部门与“三资企业”签订土地租赁合同，并按合同规定标准征收土地收益金。
（六）市区集贸市场、商城用地及商贸企业以原划拨土地使用权，对外招租用于经营的，按其总租金的5％征收土地收益金。
第七条 土地收益金由土地使用权转让人、出租人、股权人缴纳。
土地使用权转让人、出租人、股权人不得以任何理由转嫁土地收益金。
第八条 土地收益金由征收机关依据土地使用者的租赁合同和实际经营情况逐户计征，按季度缴纳。
第九条 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对未经批准，擅自转让、出租原行政划拨土地的，按国家规定，从严查处，并限期补办有关手续。
第十条 土地收益金由市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征收。
第十一条 土地收益金全额上缴财政专户，主要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土地开发、复垦。具体实施细则由财政、土地部门另行制定。
第十二条 本办法发布之日起，土地收益金缴纳户，应在一月内到市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进行申报。
第十三条 按期足额缴纳土地收益金的，给予收益金总额10％的优惠。逾期不缴的，除令其限期补缴外，并收取滞纳金，每逾期一天，滞纳金为应缴收入的千分之一到千分之三。
第十四条 土地使用权转让人、出租人和股权人不缴纳土地收益金的，属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从财政经费中扣除；企业、个人不缴纳的，由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和财政部门按非法转让、出租国有土地使用权查处。
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市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商市财政部门负责解释。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二OO二年一月一日起施行。
家庭服务业管理暂行办法
商务部
商务部令2012年第11号
《家庭服务业管理暂行办法》已经2011年11月7日商务部第56次部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3年2月1日起施行。
部 长 陈德铭
2012年12月18日
家庭服务业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满足家庭服务消费需求，维护家庭服务消费者、家庭服务人员和家庭服务机构的合法权益，规范家庭服务经营行为，促进家庭服务业发展，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家庭服务活动，适用本办法。
本办法所称家庭服务业，是指以家庭为服务对象，由家庭服务机构指派或介绍家庭服务员进入家庭成员住所提供烹饪、保洁、搬家、家庭教育、儿童看护以及孕产妇、婴幼儿、老人和病人的护理等有偿服务，满足家庭生活需求的服务行业。
本办法所称家庭服务机构，是指依法设立从事家庭服务经营活动的企业、事业、民办非企业单位和个体经济组织等营利性组织。
本办法所称家庭服务员，是指根据家庭服务合同的约定提供家庭服务的人员。
本办法所称消费者，是指接受家庭服务的对象。
第三条 家庭服务的经营和管理，应当坚持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并重的原则。家庭服务各方当事人应当遵循自愿、平等、诚实、守信、安全和方便的原则。
第四条 商务部承担全国家庭服务业行业管理职责，负责监督管理家庭服务机构的服务质量，指导协调合同文本规范和服务矛盾纠纷处理工作。县级以上商务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家庭服务业的监督管理。
第五条 县级以上商务主管部门引导和支持家庭服务机构运用现代流通方式，培育示范性家庭服务机构，提升行业规范化经营水平。
第六条 国家鼓励公益性家庭服务信息平台的建设，扶持中小家庭服务机构发展，采取各项措施促进行业规范发展。
第七条 家庭服务行业协会应当制定行业规范，加强行业自律，为会员企业提供服务，维护会员企业的合法权益，建立服务纠纷调解处理机构，调解处理家庭服务纠纷。
第二章 家庭服务机构经营规范
第八条 家庭服务机构从事家庭服务活动需取得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颁发的营业执照。
第九条 家庭服务机构应在经营场所醒目位置悬挂有关证照，公开服务项目、收费标准和投诉监督电话。
第十条 家庭服务机构须建立家庭服务员工作档案，接受并协调消费者和家庭服务员投诉，建立家庭服务员服务质量跟踪管理制度。
第十一条 家庭服务机构应按照县级以上商务主管部门要求及时准确地提供经营档案信息。
第十二条 家庭服务机构在家庭服务活动中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以低于成本价格或抬高价格等手段进行不正当竞争；
（二）不按服务合同约定提供服务；
（三）唆使家庭服务员哄抬价格或有意违约骗取服务费用；
（四）发布虚假广告或隐瞒真实信息误导消费者；
（五）利用家庭服务之便强行向消费者推销商品；
（六）扣押、拖欠家庭服务员工资或收取高额管理费，以及其他损害家庭服务员合法权益的行为；
（七）扣押家庭服务员身份、学历、资格证明等证件原件。
（八）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行为。
第十三条 从事家庭服务活动，家庭服务机构或家庭服务员应当与消费者以书面形式签订家庭服务合同。
第十四条 家庭服务合同应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一）家庭服务机构的名称、地址、负责人、联系方式和家庭服务员的姓名、身份证号码、健康状况、技能培训情况、联系方式等信息；消费者的姓名、身份证号码、住所、联系方式等信息；
（二）服务地点、内容、方式和期限等；
（三）服务费用及其支付形式；
（四）各方权利与义务、违约责任与争议解决方式等。
第十五条 家庭服务机构应当明确告知涉及家庭服务员利益的服务合同内容，应允许家庭服务员查阅、复印家庭服务合同，保护其合法权益。
第十六条 鼓励家庭服务机构为家庭服务员投保职业责任保险和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第十七条 鼓励家庭服务机构加入家庭服务行业协会，自觉遵守行业自律规范。
第十八条 家庭服务机构、家庭服务员与消费者之间发生争议的，可以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可以向人民调解委员会、行业协会调解机构或其他家庭服务纠纷调解组织申请调解，也可以依法提请仲裁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三章 家庭服务员行为规范
第十九条 家庭服务员应当如实向家庭服务机构提供本人身份、学历、健康状况、技能等证明材料，并向家庭服务机构提供真实有效的住址和联系方式。
第二十条 家庭服务员应符合以下基本要求：
（一）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社会公德；
（二）遵守职业道德；
（三）遵守合同，按照合同约定内容提供服务；
（四）掌握相应职业技能，具备必需的职业素质。
第二十一条 家庭服务员在提供家庭服务过程中与消费者发生纠纷，应当及时向家庭服务机构反映，不得擅自离岗。
第二十二条 消费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家庭服务员可以拒绝提供服务：
（一）不能提供合同约定的工作条件的；
（二）对家庭服务员有虐待或严重损害人格尊严行为的；
（三）要求家庭服务员从事可能对其人身造成损害行为的；
（四）要求家庭服务员从事违法犯罪行为的。
第四章 消费者行为规范
第二十三条 消费者到家庭服务机构聘用家庭服务员时，应持有户口簿或身份证及相关证明，并如实填写登记表，交纳有关费用。
消费者或其家庭成员患有传染病、精神病或其他重要疾病的，应当告知家庭服务机构和家庭服务员，并如实登记。
第二十四条 消费者有权要求家庭服务机构按照合同约定指派或介绍家庭服务员和提供服务，消费者有权要求家庭服务机构如实提供家庭服务员的道德品行、教育状况、职业技能、相关工作经历、健康状况等个人信息。
第二十五条 消费者应当保障家庭服务员合法权益，尊重家庭服务员的人格和劳动，按约定提供食宿等条件，保证家庭服务员每天基本睡眠时间和每月必要休息时间，不得对家庭服务员有谩骂、殴打等侵权行为，不得拖欠、克扣家庭服务员工资，不得扣押家庭服务员身份、学历、资格证明等证件原件。
未经家庭服务员同意，消费者不得随意增加合同以外的服务项目，如需增加须事先与家庭服务机构、家庭服务员协商，并适当增加服务报酬。
第五章 监督管理
第二十六条 商务部建立家庭服务业信息报送系统。家庭服务机构应按要求及时报送经营情况信息，具体报送内容由商务部另行规定。
第二十七条 设区的市级以上商务主管部门应当建设完善家庭服务网络中心，免费提供家庭服务信息，加强从业人员培训，规范市场秩序，推进家庭服务体系建设，促进家庭服务消费便利化和规范化。
第二十八条 县级以上商务主管部门建立健全家庭服务机构信用档案和客户服务跟踪监督管理机制，建立完善家庭服务机构和家庭服务员信用评价体系。
第二十九条 县级以上商务主管部门积极会同相关部门，依法规范家庭服务机构从业行为，查处违法经营行为。
第三十条 县级以上商务主管部门指导制定家庭服务合同范本，指导协调服务纠纷处理工作。
第三十一条 县级以上商务主管部门应当公布有关家庭服务业的举报、投诉渠道和方式，接受相关当事人的举报、投诉。对于属于职责范围内的举报、投诉，应当在15日内依法处理；对于不属于职责范围的，应当移交有权处理的行政机关处理。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二条 家庭服务机构违反本办法第九条规定，未公开服务项目、收费标准和投诉监督电话的，由商务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可处5000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三条 家庭服务机构违反本办法第十条规定，未按要求建立工作档案、跟踪管理制度，对消费者和家庭服务员之间的投诉不予妥善处理的，由商务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可处2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四条 家庭服务机构违反本办法第十一条、第二十六条规定，未按要求提供信息的，由商务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可处1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五条 家庭服务机构有本办法第十二条规定行为的，由商务主管部门或有关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属于商务主管部门职责的，可处3万元以下罚款，属于其他部门职责的，由商务主管部门提请有关主管部门处理。
第三十六条 家庭服务机构违反本办法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十五条规定，未按要求订立家庭服务合同的，拒绝家庭服务员获取家庭服务合同的，由商务主管部门或有关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可处3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七条 商务主管部门在家庭服务业监督管理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八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商务主管部门可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制定实施细则。
第三十九条 本办法自2013年2月1日起施行。
《淮南子》，也称《淮南鸿烈》，由西汉淮南王刘安及其门客苏非、李尚等人所著。《淮南子》以道家思想为主，糅合了儒、法、阴阳五行等家的思想，当代学者称该书“集众家之说而归之于道，乃西汉道家思想的最高理论结晶，是我国思想史上划时代的学术巨著”。
以下，笔者仅就《淮南子》书中的司法思想加以探讨。
司法的正当性与司法者的素质
《淮南子》认为，国家司法权的行使必须符合正当的原则，不能“虐杀不辜，而刑诛无罪”，否则会给国家带来灾难性后果。作者反对那种唯刑罚是务的极端化治国主张，认为“刑罚不足以移风，杀戮不足以禁奸，唯神化为贵”，这是说单纯靠刑罚不足以移风易俗，单纯靠杀戮也不足以禁奸止邪，只有改变人们的精神状态才是最可贵的。
作者认为，司法的正当性在于司法活动必须遵守公正的原则，公正的司法不仅有利于树立司法的权威，也有助于社会的稳定。他说：“是故明主之治，国有诛者而主无怒焉，朝有赏者而君无与焉。诛者不怨君，罪之所当矣。赏者不德上，功之所致也。民知诛赏之来，皆在于身也。”君主作为国家最高司法权的掌管者，不能因喜怒或私欲实施赏罚，这样才能保证司法的公正性和正当性。依法进行赏罚，不受喜怒之情左右，使官民明白赏罚皆因其自身的行为，而与君主个人的态度无关，这对社会的和谐稳定具有重要的作用。
《淮南子》又说：“夫人主之听治也，虚心而弱志，清明而不暗。是故群臣辐凑并进，无愚智贤不肖，莫不尽其能者，则君得所以制臣，臣得所以事君，治国之道明矣。”这段话吸收了先秦道家清净无为的理论，并将其作为治国的指导方针。从司法的角度看，这段话具有如下的含义：君主从事司法活动时应当坚持清净无为、虚心弱志，才能不受私情私欲的影响，保证司法的公正。
作者进一步指出：“是故非淡泊无以明德，非宁静无以致远，非宽大无以兼覆，非慈厚无以怀众，非平正无以制断。”上述所谓“淡泊”、“宁静”、“宽大”、“慈厚”及“平正”都是对官员的道德要求，也是对司法官员的道德要求。官员特别是司法官员只有具备了上述道德素质，才能促成司法活动的正当性。所谓“非平正无以制断”，正是说司法官员不具备公平正直之德也就不可能正确地断狱量刑。
在《淮南子》看来，司法的正当性不仅取决于司法官员的道德素质，也取决于立法的正当性；换言之，公正的立法是公正司法的前提条件之一。它指出：“法者，天下之度量，而人主之准绳也。县法者，法不法也；设赏者，赏当赏也。法定之后，中程者赏，缺绳者诛。尊贵者不轻其罚，而卑贱者不重其刑。犯法者虽贤必诛，中度者虽不肖必无罪，是故公道通而私道塞矣。古之置有司也，所以禁民，使不得自恣也。其立君也，所以??有司，使无专行也。法籍礼义者，所以禁君，使无擅断也。人莫得自恣，则道胜；道胜则理达矣。”这段文字阐明立法的目的在于赏善罚恶，而公正性则是其灵魂。司法的目的在于将立法的公正性变成现实，赏其当赏，罚其当罚，在法律适用上一律平等，即使尊贵者犯法也不会对其轻罚，卑贱者犯法也不会对其重罚。司法的公信力因之得以树立。无论是掌握司法权力的人还是普通百姓，都应遵守法律，不得“自恣”，违反法律的后果都是面临法律的制裁。即使是司法权的最高掌管者君主也不能搞司法擅断，必须根据法律的授权来行使司法权，这就要求君主必须保持“无为”的心态，无为不等于无所作为，而是指君主在从事司法活动时不随心所欲，不搞“言大于法”，应当根据法律规定从事司法活动。可见上述言论与法家的司法思想相当接近。
下面这段话进一步论述了君主带头守法与公正司法之间的关系：“法生于义，义生于众适，众适合于人心，此治之要也……法者非天堕，非地生，发于人间，而反以自正。是故有诸己不非诸人，无诸己不求诸人。所立于下者，不废于上；所禁于民者，不行于身。所谓亡国，非无君也，无法也。变法者，非无法也，有法而不用，与无法等。是故人主之立法，先自为检式仪表，故令行于天下……故禁胜于身，则令行于民矣。”“法生于义”是说法律的本质在于正义，而正义的法律是合乎人心的。法律并非超自然的产物，而是人们合意的产物，因此法律对任何人都有约束力。法律决定国家的兴亡，只有君主而无法律，国家必亡。有法律而不用，与没有法律等同。君主必须带头服从自己制定的法律，如此才能树立法律的公信力，才能使法律行于天下。如果从司法的角度看，有几点需要注意：一是法律具有正义性，司法在于实现这种正义性；二是“有法而不用”即司法不以法律为根据，其结果是“与无法等”；三是“禁胜于身”即严格公正地司法，不受私情私欲的影响，则能使法令深入人心。可见，法治及司法的正当性与君主或司法者的个人素质有密切关系。
《淮南子》还说：“喜怒形于心者，欲见于外，则守职者离正而阿上，有司枉法而从风；赏不当功，诛不应罪，上下离心，而君臣相怨矣。是以执政阿主而有过，则无以责之。有罪而不诛，则百官烦乱，智弗能解也。”它进一步申明了君主个人素养与司法活动之间的关系，君主喜怒形于色，将个人欲望和意志凌驾于司法权力之上，那么司法官员就会曲意逢迎、枉法裁判，导致赏罚不当，司法不公，上下离心离德，国家由此陷于混乱。因此，掌握国家最高司法权的君主必须排除私情私欲的影响，不能将自己的意志凌驾于司法权力之上，并要求各级司法官员秉公执法，不可枉法裁判，如此才能树立法治的权威，民众才会信赖国家的法令。
作者还提到了“处静持中”的主张，也是对司法官员的一种要求。“处静”是指内心保持一种虚静的状态，不受私情私欲的影响；“持中”是指追求公正的一种愿望。在作者看来，对私情私欲的超越正是司法官员实现司法公正的前提条件之一。因此，《淮南子》才将“公正无私”作为对执法者和司法者的基本要求。《淮南子·主术》还说：“不偏一曲，不党一事，是以中立而遍运照海内。群臣公正，莫敢为邪。”这是将“中立”、“公正”当成一种基本的政治道德和司法道德来提倡。
作者又指出：“明主之赏罚，非以为己也，以为国也。适于己而无功于国者，不施赏焉。逆于己便于国者，不加罚焉。”这是进一步阐明了司法公正与司法者的公正态度之间的关系。君主作为国家司法权的最高掌管者，必须具备公正的态度，将司法公正作为自己的价值追求，不能以自己的好恶作为赏罚的根据。君主行使司法权，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是为了国家的利益。臣民的行为即使对君主有利但对国家无利，也不可对其赏赐；反之即使对自己不利但对国家有利，也不可加以惩罚。可见，对君主来说，司法的正当性乃基于其对司法公正的价值追求。
《淮南子》还说：“故有道以统之，法虽少，足以化矣；无道以行之，法虽众，足以乱矣。”又说：“故国之所以存者，非以有法也，以有贤人也；其所以亡者，非以无法也，以无贤人也。”上引第一段话是说有道之人从事司法活动，即使法律少也可感化民众；无道之人从事司法活动，即使法律多也会带来混乱。可见作者是将司法者的道德素质当成了树立司法公信力的前提条件，其将“贤人”（道德高尚的人）司法提到了关乎国家兴亡的高度来加以论述了，没有贤人行使司法权，那么国家即使有完备的法律也会衰亡。这就将司法的正当性与司法者的道德素质结合了起来，此处揭示了一个道理——司法的正当性取决于行使司法权者的道德素质。《淮南子·泰族》所谓“不知礼义，不可以行法”也是说的这个道理。
司法的地位与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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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子》又说：“故圣人因民之所喜而劝善，因民之所恶而禁奸。故赏一人而天下誉之，罚一人而天下畏之。故至赏不费，至刑不滥。”所谓“罚一人而天下畏之”也点明了司法的作用，借用今天的刑法学术语，即刑罚不仅能发挥“个别预防”的作用，而且还能发挥“一般预防”的作用。“一般预防”旨在通过惩罚犯罪人而让一般人感到畏惧，从而不敢以身试法，这显然有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
作者还指出：“人之性有仁义之资，非圣人为之法度而教导之，则不可使乡方。故先王之教也，因其所喜以劝善，因其所恶以禁奸。故刑罚不用，而威行如流；政令约省，而化耀如神。”这里透露出的信息是：治理国家单纯靠刑事司法（刑罚）是不行的，还必须有仁义教化，教化的施行不仅能使民众趋向正直，而且会使刑罚悬而不用。由此可见，国家的教化权比司法权更加重要，因为司法权在本质上不是一种彰显善道的力量，而是一种抑制邪恶的力量，况且人的天性中具有趋善即追求仁爱的倾向，而教化可以引领这一力量向理想的目标前进。这一说法与儒家的“德主刑辅”理论相当接近。
《淮南子》又指出：“若不修其风俗，而纵之淫辟，乃随之以刑，绳之以法，法虽残贼，天下弗能禁也。”还说：“治之所以为本者，仁义也；所以为末者，法度也……故仁义者，治之本也。今不知事修其本，而务治其末，是释其根而灌其枝也。且法之生也，以辅仁义。今重法而弃义，是贵其冠履而忘其头足也。”它告诉治理国家应当注重通过教化来移风易俗，不能过度依赖刑罚即刑事司法的力量，因为教化不行而单靠刑罚的严酷将于事无补，并明确阐释了以仁义为本、以刑罚为末的治国方略，实际上也就是揭示了国家司法权的地位：辅助道德教化。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教化权具有根本性和全局性，而司法权则具有辅助性和补充性，后者不能取代前者居于主导地位。
综上所述，《淮南子》一书认为，司法的正当性在于司法活动必须遵守公正的原则，公正的司法不仅有利于树立司法的权威，也有助于社会的稳定。另外，它还将司法者的道德素质当成了树立司法公信力的前提条件之一，甚至将“贤人”司法提到了关乎国家兴亡的高度来加以论述，并将司法的正当性与司法者的道德素质结合起来，其中揭示了一个道理——司法的正当性取决于行使司法权者的道德素质。《淮南子》还认为，司法的作用在于维护社会的和谐，促进政权的稳定；国家司法权的地位在于辅助道德教化。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教化权具有根本性和全局性，而司法权则具有辅助性和补充性，后者不能取代前者居于主导地位。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司法理念与司法制度研究中心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