腾龙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与北京平原科贸有限责任公司等侵犯商业秘密纠纷上诉案/唐青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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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人大常委会


北京市外地来京务工经商人员管理条例（修正）
北京市人大常委会


（1995年4月14日北京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 根据1997年6月4日北京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关于修改〈北京市外地来京务工经商人员管理条例〉的决定》修正）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外地来京务工经商人员的管理，促进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方便群众生活，维护首都社会秩序，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外地来京务工经商人员的管理。
本条例所称外地来京务工经商人员（以下简称务工经商人员），是指无本市常住户口，暂住本市从事劳务、经营、服务等活动，以取得工资收入或者经营收入的外地人员。
外地来京受聘从事科技、文教、经贸等工作的专业人员，不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本市对务工经商人员实行规模控制，严格管理，加强服务，依法保护的方针。
第四条 市人民政府应当根据首都城市功能和城市建设、经济发展的需要，以及城市基础设施的承受能力，提出务工经商人员总量控制要求，区、县和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采取措施落实。
第五条 务工经商人员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
第六条 务工经商人员应当遵守国家和本市的各项法律、法规、规章，服从管理，自觉维护首都社会秩序。
第七条 务工经商人员在首都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做出突出贡献的，所在地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 管理机构及其职责
第八条 本条例由本市各级人民政府组织实施。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外来人员管理机构，负责本市和本区、县务工经商人员管理工作的统筹规划、综合协调、监督检查。
第九条 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根据需要设立专门管理机构，行使下列职权：
（一）对务工经商人员以及有关的单位和个人遵守本条例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二）对务工经商人员进行法制宣传教育，接受其咨询，维护其合法权益；
（三）协助有关机关对违反本条例的行为进行处理；
（四）市人民政府赋予的其他职权。
使用外地来京务工人员数量较多的系统或者单位，经市劳动行政机关批准可以设立专门机构，进行管理。
管理机构可以根据工作需要聘用协管人员。
第十条 本市公安、劳动、工商行政管理、房屋土地管理、税务、计划生育、城建、规划等机关应当按照各自的职责，分工负责，相互配合，加强对务工经商人员的管理工作。
第十一条 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等基层群众组织，应当协助人民政府及其有关机关做好务工经商人员的宣传教育、管理和服务工作。
第十二条 有关行政执法机关和专门管理机构的工作人员，在工作中必须秉公办事，严格执法。
第十三条 本市对务工经商人员的管理工作，实行目标管理责任制。具体办法由市人民政府制定。

第三章 管理和检查
第十四条 本市对务工经商人员严格执行《暂住证》制度。
务工经商人员到达本市后，必须按照户籍管理规定持本人身份证以及其他有效证明，育龄妇女需同时持婚育状况证明，到暂住地公安机关办理暂住登记。对符合条件的，由公安机关核发《暂住证》。
未取得《暂住证》的，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向其出租房屋或者提供生产经营场所；劳动行政机关不予核发《外来人员就业证》；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不予办理营业执照。
第十五条 本市对向务工经商人员出租房屋的单位和个人实行许可证制度。
单位和个人向务工经商人员出租房屋，必须取得房屋土地管理机关核发的《房屋租赁许可证》、公安机关核发的《房屋租赁安全合格证》，禁止非法租赁行为。
出租房屋的单位和个人应当依法纳税。
第十六条 下列房屋不得出租：
（一）危险房屋或者不符合安全要求的房屋;
（二）违法搭建的房屋;
（三）本市居民承租的公有房屋;
（四）依照法律、法规、规章规定不得出租的其他房屋。
第十七条 向务工经商人员出租房屋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与承租人签订租赁合同，向承租人进行遵纪守法的宣传教育；发现承租人有违法或者其他可疑行为，应当立即向有关机关报告。
承租人不得利用承租的房屋从事违法生产、经营活动；不得在承租的房屋内储存易燃、易爆、有毒等危险和违禁物品。
承租人不得将承租的房屋转租、转借他人使用。
第十八条 本市对外地来京务工人员实行《外来人员就业证》制度。
外地来京务工人员必须持《暂住证》和其他有关证件向本市劳动行政机关申请办理《外来人员就业证》，作为在本市务工的有效证件。
第十九条 单位或者个人招用外地来京务工人员，必须经过劳动行政机关指定的职业介绍机构办理手续。禁止私自招用外地来京务工人员。
第二十条 用工需求量大的系统和单位，应当通过在外地建立劳动基地，按计划、有组织地招用外地务工人员。
第二十一条 本市使用外地来京务工人员的行业、工种，以及对务工人员的文化程度、职业技术能力等要求，由市劳动行政机关会同有关部门根据本市劳动力需求状况确定，并予以公布。
第二十二条 单位或者个人使用外地来京务工人员从事的工种，必须是经劳动行政机关批准的和《外来人员就业证》登记的工种。
第二十三条 外地来京人员在本市从事经营活动，必须持《暂住证》和经营场地合法证明以及其他有关证明，向本市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申请办理营业执照，并进行税务登记。
外地来京人员承包、租赁、使用本市企业或者商业、服务业的门店、摊点、柜台、场地等进行经营的，应当向所在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备案。
第二十四条 外地来京经商人员从事个体经营的，必须在集贸市场内或者其他经批准的地点进行经营活动，不得擅自占用道路摆摊设点。
集贸市场的开办单位应当加强对场内经营人员的管理，保护合法经营活动，制止违法行为。
第二十五条 务工经商人员中的育龄妇女，在办理暂住登记之后，应当到暂住地计划生育部门办理《婚育证》。
务工经商人员在本市生育必须持有户籍所在地的生育规划证明；无生育规划证明的，应当落实避孕措施，按照本市有关规定定期进行健康检查。
对未办理《婚育证》的，劳动行政机关不予办理《外来人员就业证》；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不予办理营业执照；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向其出租房屋或者提供经营场所。
第二十六条 单位和个人招用外地务工人员、向务工经商人员出租房屋或者提供经营场所的，必须与所在地计划生育主管机关签订责任书，实行计划生育管理责任制。
第二十七条 务工经商人员申请办理的证照，以及本市向务工经商人员出租房屋的单位和个人申请办理的证照和标牌，分别由市级有关行政主管机关统一印制，禁止伪造、变造、涂改、转借、冒用、买卖。
各种证照均实行年检或者年度注册制度。持证人需要变更批准项目的，应当及时向发证机关申请办理变更登记。
第二十八条 公安、劳动、工商行政管理、房屋土地管理、计划生育等机关，以及务工经商人员的专门管理机构，应当开展经常性的监督检查，对无《暂住证》、《婚育证》、《外来人员就业证》、营业执照的务工经商人员，无《房屋租赁许可证》、《房屋租赁安全合格证》出租房屋
的单位和个人，私自招用外地来京务工人员的单位和个人，及时进行处理。
第二十九条 单位和个人招用外地务工人员，或者向务工经商人员出租房屋、提供生产经营场所的，必须与所在地公安机关签订治安责任保证书，按照谁用工谁负责，谁留住谁负责的原则，实行治安管理责任制。
第三十条 务工经商人员应当向基层外来人员管理机构或者劳动行政管理机关缴纳管理服务费。
从事家庭服务和市人民政府确定的特殊工种的务工人员，免缴管理服务费。
管理服务费收入纳入财政预算管理，专项用于务工经商人员的管理和服务工作，不得挪作它用。
缴纳管理服务费的标准、办法和管理服务费的使用办法，由市人民政府规定。

第四章 服务和保护
第三十一条 务工经商人员办理有关证照，手续齐全的，有关机关应当在规定的期限内及时办理，不得故意拖延或者刁难。
第三十二条 使用外地来京务工人员的单位和个人，应当与劳务人员依法签订劳动合同;为其提供必要的工作、 生活条件;依法保障其获得劳动报酬和休息的权利。
第三十三条 劳动、卫生、计划生育等机关以及有关单位应当经常地对务工经商人员进行劳动安全卫生以及计划生育的宣传教育，做好安全生产和职业病的防治，以及计划生育工作。
务工人员在劳动过程中发生伤亡事故的，用人单位和医疗部门应当及时组织救治，用人单位并按照有关规定，做好抚恤工作。
第三十四条 务工经商人员依照国家和本市的有关规定，可以参加社会保险，享受社会保障。
第三十五条 务工经商人员的人身、财产以及其他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有权向有关机关控告或者申诉，有关机关应当认真办理。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六条 务工经商人员违反本条例，分别由公安、房屋土地管理、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按照下列规定处理：
（一）逾期不办理《暂住证》，或者暂住期满未按规定办理延期手续的，责令补办，并处以50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限期离京。
（二）将承租的房屋转租、转借他人使用的，责令其解除非法租赁关系，没收非法所得，并处以月租金5倍以下的罚款。
（三）利用承租的房屋从事违法生产、经营活动，或者储存危险、违禁物品的，依照国家和本市有关法律、法规或者规章处罚。
（四）未办理营业执照或者不按规定的经营范围、经营方式从事经营活动，或者随意占用道路摆摊设点的，责令停止营业，没收非法所得，并可没收其非法经营的商品、工具，处以5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七条 向务工经商人员出租房屋的单位和个人违反本规定，分别由房屋土地管理和公安机关按照下列规定处理：
（一）未办理《房屋租赁许可证》、《房屋租赁安全合格证》擅自向务工经商人员出租房屋的，责令限期改正，并没收非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并可处以月租金5倍以下的罚款。
（二）本市居民转租公有房屋的，责令改正，没收非法所得，并处转租金额5倍以下的罚款，责成产权单位将该房屋收回。
（三）出租人将房屋出租给无《暂住证》的务工经商人员的，责令解除租赁关系，没收非法所得，并可处以房屋月租金5倍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其《房屋租赁安全合格证》。
（四）对不履行治安责任保证书规定的治安责任的，予以警告，并可处以月租金10倍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其《房屋租赁安全合格证》。
出租人因违反本条例，被吊销《房屋租赁安全合格证》的，有关机关应当同时吊销其《房屋租赁许可证》。凡受到吊销《房屋租赁许可证》处罚的，三年内不得再申请出租房屋。
单位出租房屋违反本条例的规定，可以对单位的主管领导人和直接责任人处以月工资2倍以下的罚款。
单位或者个人容留无《暂住证》的务工经商人员居住的，责令改正，并按每留住一人处以100元以下的罚款;为其提供经营场所的，责令改正，并按每容留一人处以2 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
对出租给务工经商人员的违法搭建的房屋，由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责令限期拆除，逾期不拆除的，可以组织拆除。
第三十八条 使用务工人员的单位或者个人违反本条例的，由劳动机关按照下列规定处理：
（一）擅自招用务工人员或者使用无有效证件的务工人员的，责令改正，并按每使用一人处以200元以上1000 元以下的罚款。
（二）未按批准的工种或者未按《外来人员就业证》登记的工种使用务工人员的，每使用一人处以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九条 集贸市场容留无营业执照的人员进场经营的，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视情节轻重，对该市场有关责任人员处以200元以下的罚款，对开办单位处以2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并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责令停办。
第四十条 违反本条例有关计划生育管理规定的，由市或者区、县计划生育管理机关按照国家和本市有关法律、法规或者规章处理。
第四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七条的规定，涂改、转借、冒用有关证照或者标牌的，分别由公安、劳动、工商行政管理、房屋土地管理、计划生育管理机关处以50元以下的罚款或者警告； 伪造、变造或者买卖的，处以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的罚款，有非法所得的予以没收，
并由发证机关视情节轻重吊销有关证照或者标牌。
证照未按规定进行注册，或者未及时办理变更登记手续的，责令改正，并处200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可以吊销有关证照。
第四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构成违反治安管理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有关规定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三条 当事人对行政机关的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复议，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法律、法规规定应当先向行政机关申请复议，对复议不服再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
当事人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四十四条 有关行政执法机关和务工经商人员专门管理机构的工作人员，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四十五条 本条例具体应用中的问题，由市人民政府负责解释。
第四十六条 本条例自1995年7月15日起施行。



1995年4月14日


法治与良知

姚建宗

法治的实行以社会活动主体的普遍守法为基本要求与重要条件。但在现实生活之中，社会活动主体守法的动机和理由是多种多样的，法治使自身得到社会活动主体的广泛遵循也可以采取多种方式，而最为理想、也最为有效的方式当然是社会活动主体对法律的自觉认同而主动守法。欲使社会成员对法律予以自觉认同而主动守法成为可能，则必须以社会成员具备成熟的伦理与道德良知⑴为前提，并在面对法律而采取行动之时，以这种良知为内在的行为动机。可以说，健全的良知是真正的法治能够顺利地良性运作的社会心理基础，在一个良知泯灭或者普遍缺乏基本良知的社会，真正的法治绝无立足之可能。因此，在我国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今天，社会成员基本良知的培育，其意义的确不容低估。

一、良知乃是人的基本的内在品性与人格要素，它既是人与其生活世界联系的中介又构成人的生活世界的内容。因此，离开良知便无所谓人与人的生活，也无所谓人类社会及其历史。

良知是人所特有的，也是在人的真实的生活之中生成和发展着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若没有良知便不可能有真正的人的产生，更不可能有人类社会和人类生活的存在。良知是现实的人的重要的人格要素之一，成为人的内在的基本属性之重要成分。对于真实的个人而言，没有良知便无法形成基本的社会人格，个人只有在良知的基础上建立起起码的社会人格，也才有可能建立并巩固其在社会秩序上的社会人格。对于社会来说，作为观念的共同体，社会的一系列基本的观念、意识和精神，都或多或少、或显或隐、或直接或间接地是以各种良知为核心要素而产生、存在并发展的；作为人的各种关系的网络与结构，社会始终是以良知为基础和底线、并以良知来连接与织就的；作为各种规范、制度、组织与机构等物质设施的组合体，其存在与实际运作，也无不是以良知为其观念与心理支撑的。

因此，良知对于人和社会的存在、对于人的现实生活及其不同层面，意义重大，也至为关键。正如亚当·斯密所说的："虽然在一些特殊的场合，良心的赞同肯定不能使软弱的人感到满足，虽然那个与心真正同在的设想的公正的旁观者的表示并非总能单独地支撑其信心，但是，在所有的场合，良心的影响和权威都是非常大的；只有在请教内心这个法官后，我们才能真正看清与己有关的事情，才能对自己的利益和他人的利益作出合宜的比较。"⑵所以，"没有什么比人说'我将依我的良心行事'更值得夸耀了。有史以来，人们始终以正义、爱和真正的原则，反对迫使他们放弃所知与所信的各种压力。先知们就是依良心而行事的，当他们的国家腐败和不讲正义时，他们就会谴责自己的国家，并预言它的没落。苏格拉底宁死也不愿使真理遭到损害，并据此而违背良心的行事。如果没有良心的存在，人类早就陷入危险的旅程了。"正因为良心与人、与人的生活密切相关，因此，有时"良心"也的的确确被广泛地用来为人类的邪恶与暴行辨护、被作为恶行的"正当"根据与充分"理由"："中世纪的宗教法庭把有良心的人绑在火刑柱上烧死，声称这是依他们的良心而行事；当战争犯把他们的欲望权力置于他人生命之上时,他们也声称这是依他们的良心而行动。事实上,几乎任何残忍而冷酷的行为都被解释为受良心的支使"。⑶

著名法哲学家博登海默曾讲过："正义具有一张普洛透斯似的脸，变幻无常、随时可呈不同形状，并具有极不相同的面貌。当我们仔细查看这张脸并试图解开隐藏其表面之后的秘密时，我们往往会深感迷惑。"⑷事实上，良心也有这么一张"普洛透斯似的脸"。据弗洛姆的研究，在历史上，不同的思想家对良心的认识是不同的：古罗马思想家西塞罗和塞涅卡认为良心是对我们自己的伦理性行为加以褒贬的内心的声音；斯多葛哲学家认为良心即人的自我保存；古希腊哲人克吕西普斯认为良心即自我和谐的意识；经院哲学把良心作为上帝在人的心中所树立的理性法则；英国伦理学家沙夫慈伯利(Shaftesbury)把良心看作是一种道德感，即对正确与错误加以辨别的情感，巴特勒(Butler)认为良心是和人天生的仁慈行为的愿望相一致的作为人的内在结构的道德原则；亚当·斯密认为良心乃我们对他人的情感，即对他人赞成与否的反应；康德认为良心即人的责任感；尼采把良心植根于人的自我肯定之中；舍勒则把良心当作人的源于情感的理性判断。⑸这的确反映了良心之含义的复杂多变，但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良心也并非如其在生活中被随意使用的那样是纯粹形式的，而是具有普遍性的共同内容的，这就是良心的道德属性与道德内容，我们在日常语言中把那些从事背信弃义或不知恩图报的缺德行为的人称为"没有良心"，或者说其良心被"狗吃了"，就生动地表达了良心的确具有某种共同内涵。对此，我国学者何怀宏做过相当深入的研究，他首先指出了如下几种关于"良心"的定义，即：⑴弗卢(A·Flew)编《哲学辞典》认为，"良心是一种对道德上有义务履行的行为（或不正当的行为）必须坚定地履行（或防止）的执着信念"；⑵弗罗洛夫(Frolov)编《哲学辞典》认为，"良心是一种表达最高形式的道德自我控制能力的伦理学概念"；⑶安吉尔斯(Angeles)编《哲学辞典》认为，"良心是一种(a)一个人应当做和不应做什么和（或）(b)什么是道德上正确、正当、善、可允许或相反的感觉(sense)、感情和意识(awareness)"；⑷鲍德温(Baldwin)编《哲学与心理学百科全书》认为，"良心是对表现于品格或行为中的道德价值或无价值的意识，并包括按照道德去行动的个人义务意识和行为中的功罪意识"；⑸美国《韦伯斯特大辞典》认为，"良心即个人对正当与否的感知，是个人对自己行为、意图或品格的道德上好坏与否的认识，连同一种要正当地行动或做一个正当的人的责任感，这种责任感在做了坏事时常能引起自己有罪或悔恨的感情。"在此基础上，何怀宏把"良心"界定为："人们一种内在的有关正邪、善恶的理性判断和评价能力，是正当与善的知觉，义务与好恶的情感，控制与抉择的意志，持久的习惯和信念在个人意识中的综合统一。"⑹

由此可见，良知包括了人们有关道德或伦理的知、情、意三方面的成分，是理性认知与价值评价能力和依据这种认知与评价采取行动的能力的统一；良知不是人们的一时喜好，也不是人们的即境情绪，而是比较持久、稳定而恒常的认知与评价、判断与行动的模式与框架。我同意何怀宏的意见，良知或良心主要涉及的乃是义务和责任，而且还是基本的义务和责任。因此，一个人履行了其基本义务和责任未必也不必得到很高的赞美，因为他只是依据其良知尽其本份而已；而一个人若不履行其基本义务和责任则应当受到严厉谴责，因为他失却了其良知而未能尽其本份。作为道德义务和责任，良知来源于人的两种基本情感，即"恻隐"之心和"仁爱"之心；立足于这两种基本情感之上，构成个人的内在品质和外在行为义务的乃是两种基本要求，即"诚信"和"忠恕"。可以说，良知的基本要求实际上就是诚信和忠恕。"我们通常所说的'诚'字一般指内心，指一种真实、诚悫的内心态度和内在品质，'信'字则涉及到自己外在的言行，涉及到与他人的关系。单纯的'诚'重心在'我'，是关心自己的道德水准，关心自己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单纯的'信'字则重心在人，是关心自己言行对他人的影响，关心他人因此将对自己所持的态度。"所以，"作为基本义务的诚信，它的要求也应该是基本的，起码的，大多数人都不难做到的，若违反就将给他人和社会带来损害的，同时也应该是能够客观地加以鉴别和判定的。所以，我们说的诚信所关注的就不是心诺，而是言诺，不是对自己做的许诺，而是对他人做的许诺，不是主观的'诚'，而是客观的'信'，不是初心与后心的一致，而是前面的言行与后面的言行一致。"作为良知的重要内容，作为人的基本义务，"简单地说，忠恕之道也就在其中，这世界还有许许多多其他的人，他们和我一样，我生活也要让别人生活('Live,
Let
live')。"在这里，"忠恕"要求我们每一个人要"同时看到自己和他人，同时看到人的优点和人的弱点，但却更强调自己的弱点，更强调严于责己。"⑺忠恕并不是要个人放弃自己的责任，并不是没有是非观念，而是要求人们严于责己，宽以待人。

如果说在良知包含的内容上人们还能达成某种共识，承认其由义务感和责任感构成，那么，在良知从何而来的问题上，人们的见解就众说绘纭、莫衷一是了。美国伦理学家梯利将在良知或良心之来源问题上的理论观点分为神话的观点、理性直觉论、感情直觉论、知觉直觉论、经验论以及直觉论和经验论的调和。神话观点认为，"良心是神在人的灵魂里发出的声音，是神直接对我们讲话。良心是与人有别的东西，是从外面来告诉他走那条路的"；理性直觉论认为人本身"具有一种天赋，一种特殊的道德天资，一颗良心，使我们能够直接区分正当与否"，良心正来源于人的这种理性的直觉；感情直觉论认为良心来源于人天生具有的对于善的偏爱的直觉感情；知觉直觉论认为，良心来源于人天赋的对善恶的知觉；经验论则根本否认良心的天赋来源，而认为它是"后天获得的东西"，是"一种经验的产物"；调和论则主张良心来源于人的一种道德感与道德直觉，但这种道德感与直觉并不是超自然的而"只能是自然的"，它们"依靠社会内外活动的训练而成长，它们不是对所有的人都一样的，而是多多少少因各个地方的社会活动不同而不同。"⑻我们认为，正如人性一样，良知或良心是在人的天生的本能基础上，在人的生活经历、在人的发展进化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的。这一点，梯利讲得非常正确："一个人并非生来就知道善和恶，义务的感情也并非直接就在他心中产生。但是，他具有很多本能，可以说，道德感情就是从这些本能进化而来的。这些必须看作为天赋的本能可以描述为：忿恨的感情；害怕别人忿恨的感情；对别人看法的尊重；模仿的欲望；对别人幸福的同情；服从更高力量的倾向。这些意识中的本能因素构成了较高的道德感情的基础，以此为基础的道德感情将在适当的条件下成长。"⑼良知正是在这一过程中逐渐产生和发展的。

由此也可得知，良知在事实和逻辑上不能不以真实的人性为基础，并不能不成为真实的人性的具体表现之一重要方式，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良心是人性之核心"。⑽良知的形成正是人性与人的外在环境特别是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彼此协调、互相融合（支持与自我克制）的产物，同时也是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中以人的生存、发展与完善为基准线的各种观念、意识与精神原则长期博奕与整合的产物。因此，良知与人类生活的历史传统、习俗、惯例密切相关，与人的世界特别是与现实的人的日常生活世界密切相关，并成为现实的人的生活世界的一部分。在某种意义上，良知成了人与其世界联系的中介和桥梁，因为"只有与作为良知的人联系，世界才作为世界跃于眼帘，即世界不是作为仅仅在此的某物而是作为有待回答的某物而跃入我们的眼帘"。假若缺失了良知，"人类社会生活就不会有可靠的保障"。不可否认，"世界首先是以社会生活世界这一形式表现出来的。在这种世界中，'生活的被给予性与给予性从根本上合为一体。'这一交互性构成了作为良知的人。良知乃是这种统一性赖以显示出来的'场所'。"⑾所以，良知和人的生活世界是彼此塑造的。

作为以义务感和责任感为内容的良知，它不仅仅是个人对善恶的认知、判断、评价与情感，而且还是依据这种认知、判断、评价与情感实行选择和采取行动的能力，因此可以说，正是良知在实际地支撑着一切社会的精神与观念、规范与制度的存在与运作。显而易见，法治的确立与实行也根本不可能在社会活动主体缺乏良知的条件下顺利展开。法治呼唤着良知。
二、现代社会最基本的主体构成乃是个人、社会和国家（政府），法治的推行必须以这些基本的社会活动主体具备起码的良知为前提条件与人格保障。

就法治的实质取向而言，它所承认和确立的乃是作为个体的个人优于作为聚合体的人的社会而社会又优于国家（政府）的事实逻辑与法律逻辑。因此，无论是从观念、意识与精神来说，还是从规范、制度与组织设施来看，法治都既要求一个社会的个体成员具备个人良知，又要求一个社会的个体成员在个人良知基础上在其社会公共生活中形成社会良知即良知共识，同时，它还要求国家（政府）以个人良知和社会良知为基础形成国家（政府）良知。

从客观的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来看，个人对于社会和国家不仅具有逻辑的先在性，而且更主要的是具有事实的先在性。个人良知正是在个人的自然本能的基础上、在其真实的个人生活经验之中产生的。在个人的存在与生活之中，良知成了人的本性与人格的重要成分，也成为个人行为的内在动机。正如喻阳所指出的："良知是人心中的主宰力量。人的本性由两部分构成，一半是种种嗜好、情欲、情感，一半是反省或良知之原则。就这两部分而言，应以良知为主宰，由它支配和调节各种情感冲动。'支配'、'主宰'的意思是良知概念、良知功能本身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我们本性的构成要求我们把所有行为置于这种优越的能力面前，听从它的决定，服从它的权威。"因为"良知不是他律，而是自我立法，是人的本性的自我立法。人的本性便是对自己的一个律法，这律法为人的本性之律法这一事实，就是强制人去服从这律法的义务。"⑿在社会意义上，良知乃是真正意义的人的最重要的人格要素，正中斯坦因所说的："没有良知，一个人几乎不能被看作是人"，国为"没有良知的人使我们觉得缺乏人性"。⒀良知是人与其它动物的本质区别之一，其成熟程度也是人本身的成熟程度、人的社会化程度、人的社会人格成熟程度、以及人的社会生活能力的体现。

然而，个体的人的生存与发展、人类社会及其历史的延续，始终是以个人之间的行为互动形成的社会交往的不断展开来实现的，换句话说，个人的生存与发展绝不可能是真正"个体性"的，而必然也的确是"集体性"的或者"社会性"的，只有在个人之间的共同生活之中，个人的生存与发展才有可能真正落实，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说，集体的或社会性的生活也是真实的个人的生活的一个重要侧面。正是在个人的社会性生活之中，在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的稳定与扩展的过程中，个人良知的彼此交流与协调必然形成社会良知，即个人之间的整体的良知共识。这是因为，良知在内容上本来就包含了超越于纯粹个人而涉及他人、涉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因素，何怀宏所理解的良知的成分之一的"忠恕"即是这种涉及人的社会生活或者集体性生存与发展的内容。诺伊曼甚至认为，"良心代表了集体的标准，并随着标准内容和要求的变化而变化"，一个人，"如果他与社会中主要的、构成'文化超我'的价值准则相一致，人们就说他'有良心'。另一方面，如果与这个准则不一致，他就会蒙受'没良心'的耻辱。"⒁所以，"个人的良心与社会良心不是相互独立的东西，而是一件事物的两个方面，即道德生活"，因为"个人良心上的每一个判断都是社会性的，涉及对各种社会影响的综合。而各种社会良心又是个人良心的集合观。"⒂良知的这一层意义，已为许多思想家所认识，斯坦因就反复强调："良知基于意识到一个'他人'的存在，基于正义意味着把他人与自己同等考虑的观念"，"良知表明自己是一种非利己的态度，这种态度大致以它对待另一个人的样子对待自己的自我。良知不把自我看作是心理世界中的特权人物。良知所要求和奋力争取的必定不是狭隘意义上的'我的好'('my
good')，而是一种广泛意义上的、较少个人味的'好'('the
good')"，于是，"对良知更通常的看法是把它看做体现了一个社会、一种传统或一种宗教的要求、规范和理想。'他人'总要变成兄弟姐妹、我们的同仁里好，或周围当局所颁布的更抽象的条条款款。良知被看作是社会价值的内心代言人。"⒃总之，社会良知是以个人良知为基础、反映个人的集体性或者社会性生活之道德需求。对于真实的个人之现实生活而言，个人良知虽然是其坚定的基础与前提，但社会良知对个人的整体生活意义尤其重大，特别是作为个人生活之环境与物质设施的社会规范、制度与组织的选择、设定和运作，更是直接地建立于社会良知之上。

国家（政府）虽然在表面上凌驾于个人和社会之上，是一种"独立"的社会存在，但其存在的真实根据与正当理由是也只能是来自于真实的个人及其生存与发展之需求，即来自于真实的人的生活，它实际上是人的一种生活选择。在这个意义上，国家（政府）没有也不应当有除却真实的个人之生存和发展之外的独立的需求，包括道德与情感的需求；然而，国家（政府）毕竟是超越于单独的个人的，它不可能也不应当把每一个单独的个人之生活需求都做为自己的实际诉求，而是在真实的个人生活需求基础上，立足于人的个体生活与社会生活，而对作为类的人的整体性、根本性和长远性生活需求的诉求。因此，从实质上看，国家（政府）的良知是也理当是个人良知与社会良知的内容，是个人良知和社会良知的共同性与根本性的内涵，国家（政府）的良知不过是个人良知和社会良知的派生物，其目的指向性只能是个人良知和社会良知。然而，必须明确的是，虽然我们认为，决定并支撑一个社会的规范、制度、组织与机构及其组合方式与实际运作，决定并构成一个社会的整体的观念、意识与精神的，最根本、最终极的因素是个人的生存与发展需求，个人良知即是这种个人之生活需求之一，但这种决定与支撑却是比较间接的；更为直接地决定并支撑一个社会的精神存在与物质存在诸因素并使其运作的，恰恰是社会整体的需求，社会良知即是这种社会整体需求的一部分；而在社会整体需求之中，国家（政府）选择、认可并以其自身之"独立"需求形式表达的部分内容，对于一个社会之存在与发展的精神要素与物质要素的建立与有效运作，其决定与制约作用尤其直接、全面而深刻，国家（政府）的良知即是国家（政府）的这种"独立"需求之反映。同时，国家（政府）的良知固然是以真实的个人良知与社会良知为基础和内容的，但它本身又独立地表达了其对个人良知和社会良知的认知、理解与价值评价，因此，国家（政府）的良知与个人良知、社会良知在现实当中既可能是一致的，也可能是不一致的。而当国家（政府）的良知极大地背离了个人良知与社会良知时，国家（政府）就因其良知缺失或沦丧而失去了其正当合法的存在根据和理由。

法治的确立和实行，是也应当是立基于健全的、彼此协调的个人良知、社会良知和国家（政府）良知的基础之上的，它要求各社会活动主体各依其良知而谨守其职责、慎行其义务。从基本指向来看，良知以道德上的善恶判断、正邪区分为前提，但良知的确立与践行并不是要求各社会活动主体都去除恶扬善，而是尽可能抑恶扬善；它并不要求每一种社会活动主体都分别成为道德人格上的完善的个人、至善的社会与理想的道德王国，而是要求各社会活动主体在各自的社会行为中一以贯之地慎思、明断、谨慎行为。因此，对于实行法治来说，良知特别要求：其一，个人、社会和国家（政府）彼此尊重各自的活动领域，个人和社会要充分尊重并服从国家（政府）的权威，同时也要以既定的法律规则和一般的法律原则抵制国家（政府）的非法专横。更为重要的是，国家（政府）尤其应当确立个人优位观念，尊重并依法保障个人的独立平等的主体资格与人格尊严和价值，确认、尊重并充分保障个人的私人生活与社会生活的广泛自治和自由。其二，个人、社会和国家（政府）均具有高度自觉的义务意识，个人的义务不仅是充分尊重其他个人的平等权利和自由并为此而保持自我克制，而且要尊重并充分履行对社会、对国家（政府）的法律义务与道德义务；社会既要充分尊重并确保个人的自由与权利、又要服从国家（政府）的法律调控；国家（政府）既要充分尊重并保障社会特别是个人的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又要充分认识并切实做到自我克制、有效地限制自己的权力，尤其是要放弃专横与非法的权力，做到以规范和制度为有效约束的规范化权力运作。其三，无论是个人、社会还是国家（政府），都必须具备高度的责任感，充分认识和理解并随时准备承担法治所可能带来并落实到其头上的道德责任、社会责任、政治责任与法律责任，随时准备着承受法治所可能引起的各种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道德的与情感的代价，忍受并以积极的心态来看待对各社会活动主体而言个案上的事实上与法律上的不公平结果。而这，又恰是我所谓的法治良知或法律良知。
三、法治的昌明特别要求所有社会活动主体形成与法治的精神实质相一致的，基于法律并以对法律的忠诚为核心的法治良知。

法治良知乃是社会活动主体基于对法律的正当性与合法性的认识与理解，基于对这种法律之下的生活实践的体验与反思性的批判，而产生的以法律为标准的对社会活动主体之行为的善与恶、正与邪的认知、判断、评价、选择和行动的意识与能力。法治良知反映了社会活动主体对待法治及其规范、制度与组织运作的道德情感和以道德意义的愿望、要求与期待为内容的道德态度。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法治良知乃是作为社会活动主体的个人、社会与国家（政府）的良知即个人良知、社会良知与国家（政府）良知中与法治及其运作直接相关的、以道德义务感与道德责任感为基础而体现为强烈的法律义务感与法律责任感的良知。

我国法学教育家孙晓楼博士在20世纪30年代主持东吴大学法学院教务时，曾反复强调："研究法律者，只有了法律知识，断不能算做法律人才；一定要于法律学问之外，再备有高尚的法律道德。所谓法律道德，不仅是研究法律的在执行律务时所应当注意的，在平时亦当有道德的修养：第一点应当有守正不阿的精神，有孟子所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不徇情面不畏疆御，抱有不屈不挠的大无畏的精神。第二点是有牺牲小己的精神，所谓牺牲小己，便是什么议案或法律，既经合法的手续以产生，那么无论如何应当牺牲个人的意见，来拥护这法案之实行，不应当固执成见，做出阳奉阴违的事来。这两点是最重要的法律道德，不单是做律师法官者应当特别注意，无论在什么地方，凡是关于法律的运用上，都应当特别注意着。"⒄丘汉平教授也认为，真正的法律人才"须有道德的涵养"；燕树棠先生认为，法律教育旨在培育具有"法律头脑"的人才，"一个人受过法律教育之后，必须具有'法律头脑'，才能对于法律为适当之运用；无论为立法人员、司法人员、行政人员，也无论为律师，也无论经营特别的事业，才能有相当的把握而不致有大错。"⒅我个人认为，这些法学前辈们所表达的实际上就是或者包含着法律人才应当具有法治良知的看法与见解。

由于法治良知是个人、社会和国家（政府）在法治生活中对法治及其运作的道德情感与态度，它实际上包含在个人良知、社会良知和国家（政府）良知之中并成为其重要组成部分，所以法治良知可以从主体方面区分为个人的法治良知、社会的法治良知和国家（政府）的法治良知。但事实上，这些不同的社会活动主体的法治良知在很多方面、在很大程度上又是重合的，因此，为便于认识和理解法治良知之含义，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

第一，一般的或普遍的法治良知。这是包括个人、社会和国家（政府）在内的所有社会活动主体都具有或者都应当具有的法治良知，无论是个人，也无论是各社会团体，还是国家（政府）及其组织机构和官员，都应当在自己的言行之中遵循这种法治良知之指引、接受这种法治良知的判断与评价，并承受这种法治良知之判断与评价所可能带来的道德责任、社会政治责任与法律责任。一般的或普遍的法治良知包含的内容极其广泛：首先，所有社会活动主体具有自觉的守法意识。社会活动

主体的普遍守法乃是法治的基本条件与标志之一，这种守法不是被迫的也不是消极的，而是在高度认同法律的正当合法性的基础上的主动的守法与积极的守法。当然，为了整体的法治的进步，作为一种暂时性的策略，社会活动主体也应当遵守那些违背其良知（包括法治良知）的不公正的法律，在遵守其规定的同时寻求改革与完善之策。其次，所有社会活动主体具有普遍而强烈的护法意识。这种护法意识是主体对自己法律的与社会角色的权利、义务与责任具有高度的自我意识的基础上产生的，是主体责任与社会责任的体现，其所依据的既有个人的良知又有社会的良知，同时还有一般的道德标准。对于法治而言，护法意识的一般判断规则应当是法律判断高于（不一定优于）非法律判断，法律公正高于非法律公正，法律的程序公正高于法律的实体公正，法律的整体公正高于法律的个别的公正。再次，所有社会活动主体具有理性的代价意识。作为一种秩序性追求和一种社会制度安排，法治与所有社会规范与制度设置一样，都自有其缺陷与弱点，其运行需要社会成本与代价，其运行结果也极有可能与我们的初衷和愿望相反。因此，法治的推行始终是在不断地试错、不断地进行规范与制度的选择与重新选择之中展开的。因此，作为信奉并践行法治的必然要求，社会活动主体应当对自己和社会整体可能需要付出的代价具有高度的理性认识，并理智地接受。在谈到自由时，林达曾说："看到了美国的自由之后，我们常常说，自由实在不同什么罗曼蒂克的东西，这只不过是一个选择，是一个民族在明白了自由的全部含义，清醒地知道必须付出多少代价，测试过自己的承受能力之后，作出的一个选择。"⒆这从一个侧面告诫我们应以理性的态度而不是用浪漫的情调来对待法治。最后，所有社会活动主体对法律具有高度的制度性信任与信心，并对其保持持久的忠诚，从而确立起对法的真诚的信仰。